杀个人像杀只鸡。在农村情况就可怕了，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他们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 ..... 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布告也是手写，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著），即向成都市郊二十里之遥的迥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遍，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按照共产党一贯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这个策略适合于一切政治运动中对人的划分与掌控：如土改，依靠对像为25%、团结对像为55—65%、孤立打击的为 10—15%，凡此类推迟。如果1950年—1952年的民主（应叫杀人）运动阶段，当时四川总人口五千多万人，阶级斗争的对象约有750万之巨，再以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划分，全省杀、关、管、斗的人应不少于150万，150万中杀的人若为25%，那么关押的人不少于120万人。 1978年我被关押在四川雷马坪劳改农场唐家山中队，马湖分场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讲话中指著几棵弯曲的大树，大言不惭地说：“我们雷马坪农场先后关押改造了几十万人，这几棵树子就是吊人吊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