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还是谢罪 作者 茅于轼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被整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抄家，扫地出门，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之路。
当时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专政机器还专谁的政呢？这种思想至今也还有市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仍然被保留在宪法里即是明证。还有四个坚持之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也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还告密说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上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
平反之于我，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平反前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而且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因而我更关心普通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个人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常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则实在是被正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的主张，还有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应该是毛去见他，而不是他去见毛，诸如此类。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就说明那时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共产党做错了。所以它要给我平反，可是逻辑却不许我领这个情。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可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就是究竟谁对谁错。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是谁赋予一个政权虐待自己百姓、无端迫害他们的权力。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谢罪的问题。
母亲的自杀 作者 周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补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见一个老人非常艰难地拖着一辆板车，板车上是非常重的东西，好象是柜子和书。刚好他过一座小桥，就在我们现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来叫云架桥。我就上去帮他推，因为我们同时也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就是雷锋式的教育。当我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他是个地主，你帮他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还剩一点他就要上到桥顶了，我如果帮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还在帮忙，我就失去了阶级立场。我如果是不帮他推，他很快就会滑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依赖我后面的推动力了。但是我当时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坏人，地主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尽管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我看来一点不像在电影、动画片或者是雕塑、小人书里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么说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这个地主划清界限。 胡发云
补白：远房表哥颜廷勇，三次匿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论给像他这样的地富子弟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游街示众后被枪杀。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宝贵的生命却永远被绞杀了！让我们记住极左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斗争。 柴会群
我的早年 作者 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