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本毛的着作书籍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上一开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每天早晚的《新闻联播》，一开始也是放《东方红》；“文革”中开各种会，一开始也是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毛泽东果真为人民谋幸福吗？
毛泽东并非出身于大富人家，从小就知道缺了金钱生活艰难；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东山学堂读书的费用都是自己出面向亲戚和世交那里借的，甚至还多借了12块钱给父亲用作雇佣一年长工的费用，因为父亲以毛泽东这个劳动力走失为理由阻拦儿子毛泽东出去上学；后来到长沙读书，与同学相比之下就更显得毛泽东金钱窘迫；暑假留在学校每个月两块半钱的伙食费令他吃惊，幸得萧瑜帮助才逃脱如果回家度假必须帮家里干活的责任；1916年与萧瑜的一段乞讨生涯，虽然得到了自由自在遨游天地之间的乐趣，但也饱尝了身无分文的痛苦。出长沙小西门就因为无钱渡河而苦恼，只好采取先上船快到江心交钱的时候再耍无赖的方法过河，与摆渡的船夫发生冲突，受人奚落，甚至要打架，已经二十四岁身高体健的毛泽东说：“你如果要打架，我们决不在乎。”1919年，毛泽东到了北京，生活无着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人斯诺是这样说的：“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但是与陈独秀、胡适、马寅初这些名流大书生相比，渺小的书生毛泽东得到的八块钱就实在是太少了（1919年，北京大学一些人的月薪：蔡元培600银圆，陈独秀300银圆，胡适280银圆，马寅初280银圆，杨昌济240银圆，李大钊120银圆），难于做到潇洒地养家糊口。
占勤工俭学的捐款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两万银元巨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银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银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
所谓用于革命活动，首先就是用于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毛泽东跟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还能够挥洒自如地参加革命活动，组织湖南农民暴动，上井冈山打游击，而家中一个老婆、三个儿子不但长期衣食住行无忧，还能够长期雇请保姆陈玉英，一直到1930年10月杨开慧受到率领造反队伍进攻长沙的毛泽东的牵连被长沙政府逮捕，这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女人、三个年幼的孩子、一个被雇佣的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得以正常运转，都是因为杨开慧手中有毛泽东留下来的丰厚的钱财。章士钊从社会上募捐而来赠送给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巨款，被毛泽东移花接木用来安排自己在国内的生活，真够革命的，革了专款专用的命，革了公款公用的命。
掌握中华大地的大权后，毛泽东非常明白，自己依靠特权虽然可以贪来很多很多非凡的享受，但也还是需要巨额私人钱财，好随时应付有特殊关系的女人、男人，而子孙后代更需要巨额私人钱财，才能保证他们在自己死后过上长期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的生活。
收取版税、稿费
毛泽东死后，他的夫人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被抓起来以后，对毛泽东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共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这是合乎道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个人坐拥巨额稿费、版税，肯定是有问题的。除了诗词是毛泽东个人的作品，其他著作绝大多数都是职务著作，就跟发明专利中的职务发明一样，既是职务行为，也是群体智力劳动、体力劳动产生的结果，还是公家办公条件基础上的产品。举例来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同时发表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整理稿、修改稿，这文章的形成，秘书们、同事们无疑有所贡献，国家配置的办公软硬件系统肯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毛泽东身边有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其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文笔很好。假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把公司的专利申报为自己个人的专利进行牟利，能行吗？肯定不行。毛泽东著作的产权归属大多与此相类似。更深入一点来分析，毛泽东的诗词，有些也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产品。比如《水调歌头•游泳》，就是一趟耗资巨大、完全彻底公费旅游的副产品。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挂名毛泽东的著作未必是毛泽东所作：
大名鼎鼎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原作者并不是毛泽东，而是胡乔木。该文可以说是胡乔木对毛泽东即兴讲话的报道，更应该说是胡乔木利用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了话这件事而来的文学创作，该文的灵魂：“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纯粹出自胡乔木。如果说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鸡蛋，那么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毛泽东亲致悼词》的内容已经是一只小鸡的形象了。胡乔木孵鸡、养鸡功不可没。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才干极为赞赏，公开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面前夸奖自己的“笔杆子”，他说：“靠乔木，有饭吃。”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文章改名为《为人民服务》收了进去，恰如把胡乔木养大的鸡放入毛泽东的鸡笼一样简单。《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过程差不多。要说差别，主要是孵鸡、养鸡的时间更长——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所写挂名毛泽东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了1943年10月19日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发表。胡乔木的文才之高，在中共中央无出其右者，不但毛泽东戏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赞誉胡乔木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刘少奇还找胡乔木写发言稿。1951年5、6月间，刘少奇找到因为胃穿孔动了大手术尚在家休养的胡乔木，请他代为起草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将要由自己作的庆祝报告。
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毛泽东能够贪来天文数字的钱财，主要还在于违规违法收取版税、稿费。
在毛泽东时代，法律在“新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没有刑法，没有民法，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过是类似儿童游戏规则的摆设，大人毛泽东及其爪牙随意践踏就是了。
中共中央文件才是毛泽东时代权威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法院判案，主要法律依据就是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地方上中共组织的文件。
196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版税制，对目前一部分完全依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那么，毛泽东此后收入版税、稿费，都是违反中共中央文件规定的以权谋私，因为毛泽东已经有工资，而且是共产党员为主子的党国中地位最高、级别最高（1955年党政军级别关系：元帅享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遇，行政三级；大将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行政四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最高的行政一级）、工资最高的人。毛泽东既不需要作为生活补助的稿费，也不需要鼓励创作的稿费，版税已经被废除，更是不必谈起。
19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后，出版社遵照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连鼓励性的稿费也免了，毛统区变成了作者免费写稿的世界。直到1977年10月12日，国家出版局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从1977年10月1日起实行，使废除11年之久的稿酬制度得到部分恢复。《办法》规定，根据作品的质量和字数，一次付给稿酬；对因抽调脱产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除稿酬外还给以适当的补贴；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照同样标准付酬。1979年9月6日，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文艺作品的稿酬问题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在“文革”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情况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0月发布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确是突破了一个禁区，但经过两年来的试行，这个稿酬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订。1980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局制定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自1980年7月1日起实施。1979年7月，曾经被大量民众秘密传抄的小说《归来》，在湖南省监狱中苦捱了四年多、1979年1月18日才平反出狱的作者张扬于北京结核病医院病床上进行修改后，选用秘密传抄过程中由读者起的众多名字中的一个——《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了，出版社一次性付给差点遭到文字狱杀身之祸的张扬1750元的稿费。《第二次握手》出版后三个月内即印行三百二十多万册，累计高达430万册的印数，经济上与作者张扬没有关系。如果没有1977年10月12日颁发的、突破禁区性质的《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张扬在1979年连一分钱稿费也不用想得到。
毛泽东七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来自文革期间违规（等于违法）从出版社抽取的版税。我不说毛泽东的钱财来自稿费而说来自版税，这是有讲究的。请看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的几条词语解释：[版税]出版者按照出版物所得收入的约定百分数付给作者的报酬。[稿酬]稿费。[稿费]图书、报刊等出版机构在发表著作、译稿、图画、照片等的时候付给作者的报酬。从这些解释不难看出：稿费与出版者从出版物中所得收入没有关系，是指发表稿件的时候一次性的报酬，通常说的“文稿每千字多少钱”，就是稿费；版税则与出版物所得收入挂钩，是长期性的，出版越多，版税累计越多。毛泽东文革期间从那些出版物中所得到的收入，应该属于版税，而不是稿费、稿酬。
在其他人都不准得到版税、稿费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满足酷爱钱财的毛泽东对金钱的渴望，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的建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一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二分五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三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不是新发表的，暂不订稿酬。该建议报送林彪审阅时，林彪不失时机地对毛泽东拍马屁，批示道：请总理复议，毛泽东的思想经典是无价之宝。现拟定的稿酬，是否不适当，再提高二倍，也属于不适当。送中央文革审议时，中央文革成员一致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都说：只有林副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江青、谢富治还说：调整至五倍、十倍，也不算什么！最后，这一建议送毛泽东本人审阅。毛泽东作了批示：还是以过去标准为宜，一些提议不合实际。毛泽东虽然很喜欢大量钱财进入自己的钱库，但也很清楚自己统治下中国人的穷困程度，因此知道再往上提高多少倍榨取他们的活命钱就不切合实际了。后来，还是基本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有大变化的是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发行了8570万册，每本提升两分钱版税可以多收入171.4万元。在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统治区，在不崇拜毛泽东就随时可能招灾惹祸进监牢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购买并随身携带巴掌大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以减少招灾惹祸的麻烦。在同时并存的活人数量没有超过十亿人口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语录》发行量超过了十亿册，仅此一项，毛泽东就榨取民脂民膏超过二千五百万元。亿万家庭、无数办公室有备无患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了三亿七千五百九十万套，毛泽东榨取民脂民膏三千七百五十九万元。
从1953年至1965年底，毛泽东收入国内版税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这其中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制以后毛泽东得到的版税已经属于违规违法。除了自己日常生活开支，毛泽东二十多年的工资十几万元远远不足于支付送给江青、张玉凤等人的六七十万元，必然已经动用了版税五十万元以上，因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到1976年结余下来的存款七千六百多万元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违规违法以权谋私榨取来的。
在中共中央废除版税，其他人甚至连一次性稿费都不准得到的毛泽东统治区，毛泽东破坏中共中央决定，以权谋私榨取民脂民膏自己收入天文数字版税的行为，将民间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修改为“只许毛泽东非法致富，不许万万人合法脱贫”。
毛泽东酷爱钱财贪财腐败，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不执行额外收入按比例缴纳党费的规定，一举两得：既不用出血一样痛苦出钱，还可以不暴露个人财产的秘密。至于现代社会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让高收入者上缴所得税，以权谋私、贪恋钱财的毛泽东就更不沾边了。
毛泽东虽然以权谋私榨取来了天文数字的钱财，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周恩来、毛泽东死后，只有汪东兴、张玉凤两个人知道：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下的存款7582万余元，也是毛泽东私人的。以组织的名义开户绝密存放私人的钱财，这是毛泽东假公济私的又一表现。毛泽东七千六百多万元私人存款余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以权谋私榨取来的，不好让别人知道，所以保密非常重要。
毛泽东的真相是秘密疯狂贪钱和秘密大量花钱，但是却在人前表现得非常憎恨钱，其在生活中的演戏表演水平，与大男人梅兰芳在舞台上扮演漂亮女人的表演水平相比，不遑多让。
（摘自《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