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某项行动的外国来访者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喜欢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也有政治。”
在北京试图退出刺激政策时，其领导人有可能会被国内政治束缚住手脚。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是不断上升的通胀——上月达到了5.1%。
通胀在中国是一个敏感政治议题，因为这会普通民众承受双重打击——不仅生活成本上升，而且近2万亿美元的家庭存款的回报率也开始变为负值。实际上，本轮通胀正将财富从家庭转移至企业和国有部门的大型借款人手中。
然而政治却令有关部门无法做出显而易见的政策应对措施。尽管通胀快速上升，但中国政府过去一年只加息一次，而且幅度只有0.25个百分点。
如此谨慎的一个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在过去两年大举借债，从事与刺激政策相关的建设工程，而加息可能会损害这些企业。
房地产行业尤其具有政治敏感性。在许多地区，开发商经常是地方政府的延伸，因此如果中央政府提高借贷成本，这个一党制国家体系中很可能会发出巨大的批评之声。
汇率调整本来是抑制通胀的另一个常用工具。然而中国出口商私下进行的紧锣密鼓的游说，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的升幅限制在了略高于3%。实际上，尽管经济高速增长，经常账户盈余仍然巨大，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最近却在下降。
关键问题在于：当前这轮通胀有多顽固？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胀将很快达到峰值并在明年逐渐减退。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价格，尤其是受到夏季恶劣天气影响的蔬菜价格。如果只是短期供应问题，通胀将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得到缓解。
但即便当前的物价上涨只是短期的，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未来通胀还有可能继续上升。工厂薪资看上去正在以高过从前的速度增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工业产能过剩目前已得到明显缓解，而正是这种严重过剩在过去十年抑制了价格上涨。
此外，经济中新增的巨额信贷也有潜在影响。贷款量在过去一年中翻了一番，货币供应量在两年内增长了大约50%。非正式信贷看上去也在增长。
评级机构惠誉(Fitch)估计，正式银行体系以外的新增信贷今年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合4500亿美元）——超过信贷总额的四分之一。惠誉表示：“放贷并未减少，只是找到了新的渠道。”
鉴于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记录，投资者关于“温家宝对策”的说法也许有失公允。这种说法大意是，每当经济增长放缓至8%以下，温家宝都会加大放贷力度，就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美国股市提供支持一样。
然而，在温家宝的任期只剩两年之际，将艰难的政治决策推给下一代领导人也许是个自然选择。许多中国官员正在游说温家宝，希望在2011年能够再次大举放贷，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中国政府关于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消费的言辞明显增加，但却没有什么将采取实质性举措的迹象。
如果通胀消退，中国可能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提供足够的放贷以支持强劲增长。但物价的持续上涨将让温家宝无法回避一些艰难的抉择：是选择较低的增长速度，还是选择较高的通胀和可能破坏稳定的泡沫；是选择实际利率为负，还是提高名义利率；是选择出口商，还是家庭。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对此次危机的政治开始变得更耐人寻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