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圣爱情光辉的照耀下，周围的一切——一切的人和事，都点染得美艳绝伦，你为此而生，生得精彩，为此而死，死而无怨。然而，当现实的大手把帷幕拉开，婚姻舞台上的表演就不一定那么光彩四射，那么美丽动人了。尽管，我生活周围令我艳羡的好夫妻大有人在，但，爱人变仇人，互相撕咬搏杀丑不忍睹的场面也时时发生。
一团火遇到一块冰，不是火灭就是冰化，无法两全，无法共生。冷漠是婚姻的杀手，这是社会共识。不过，这只是现象，不是原因，归根到底是没有爱情。爱情从心底里自然流淌而出，不需要去补习班补习怎样有感觉，不需要父母祖父母像教如何烹调一样教你如何相爱，它不是有钱就可买得的钻石，也并非像路边乞丐下跪就能求得的施舍，它拒绝一切与爱情不相干的杂质。这是一种情感的爆发，一种趁理智打瞌睡时的私奔，一种盲目而热烈的横冲直撞，一种彻底抛弃功利观念的无私奉献，时而惹出纰漏，时而越出常轨，但绝对真诚，纯洁性无可置疑。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无可救药地还要这样认为这样做下去，毫无疑问，我要求我的那一半也一样。
这一点上，我完全失败，失败得很惨。这一点上，我的那一半其实是诚实的。刚结婚他就兴奋地向我讲述他与首位恋人江爱如何如何相爱，以及江爱嫁人后向他表示 “你我他她”的感情顺序，他毫不掩饰对此的认同。我曾经问他，知道吗，我为什么嫁给你。回答很干脆：“这有什么稀奇，一个女的总要找个男的安家，天经地义。”他的婚姻观与我的天差地别，我没当回事，哪能怪他人。
有人说，女人最大的不幸是嫁了个不爱自己的男人。我是不幸的，嫁了个不爱我的男人，但我更大的不幸在于，费尽心机去强迫这个男人爱我。我暴跳如雷，我怒火中烧，我号啕大哭，祥林嫂似地唠唠叨叨，企图把一个人不爱我的人改造得爱我，逼着他与我一起不幸。
我亲身经历的不幸，埋葬了我生命中最后的一点私产——爱情。这颗曾经追求爱为爱而狂跳的心，在无数次遭受刀戳，无数次躲起来养伤之后，终于面对现实。于是，我对自己说，“杂耍该收场了。”
这条离婚路走得太艰难了！我相信在中国找不到比离婚之路更艰难曲折更折磨人的路了。
我曾经告诉许权伯伯，如果此时有新闻记者采访我，问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将立即回答，我想回监狱去。这句话使年龄是我两倍近八十岁的老人吓了一跳。这位因抗日时长沙大火事件，在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特赦出来的杜聿铭的老部下，瞪着他小小的充满慈爱的眼睛，不解地看着我，他那行武出身坐在椅子上也挺得笔直的背，微微地朝我倾过来，心疼地说：“家贞啊，监狱可是头等可怕的地方啊！”老人的眼睛湿润了。是啊，监狱固然可怕，但感情痛苦的煎熬不知比监狱可怕多少倍，只有但丁《神曲》对那些在人间犯下深重罪孽的人们，在地狱里受惩罚时的苦难描写才可形容，他们时刻被炽烈的地狱之火烧烤，被飓风吹刮得永不停歇，反长着头，只能往后看、退着走路等等。
这条离婚之路本可以走得轻松短捷得多，但是，我，没有理智，跟着感情走，感情是条变色龙，变化无常，引导我在一条害己不浅害人也不浅的路上徘徊。把双方推进灵魂的苦海。
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心还是热的，爱就有温床，就在里面存活，直到心一点一点冷去，爱在里面一点一点死亡，才终于走到尽头。这需要时间，用了十年，用了比十年监狱更加艰难的十年。这十年的长时间里，我们分居五年以上，一起四年多，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家常便饭。吵架后便是互不理睬，少则一两天，两三天，最长一个月，剩下的好日子屈指可数。十年中，我五次进他门，五次滚出去，前几次哭着走笑着回，越到后来笑和哭都越微弱，直至没有笑声也没有眼泪了。
无数个静寂的深夜，我在怀念老柳，盘问我自己。会不会是我错怪了他，我追求的东西虚无缥缈脱离实际，现实里根本不存在，老柳才是对的。是不是生活里，所有的夫妇有了孩子之后，都是孩子第一，老婆丈夫退居其次，老柳把不是我生的儿子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处处要我低他一等，他不也老是卫着女儿，老说他一切是为女儿着想吗？他说，每次看见女儿，我不是高兴而是沉痛，下决心不让儿子十个月就失去母亲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为什么不能像柳其畅说的那样，为了女儿的名义为了女儿开心，就和他这样过下去，总比旧社会为孩子守寡终生的女人好多了。柳其畅解释，他一再挽留我，一再把我接回去不肯离婚，就为了女儿。我却说，偏偏为了这句话，我非同你离不可。我拒绝考虑女儿的感情，坚决要离，是不是太过分太自私了。
七七年五月那张结婚证办得多难啊。老柳户口所属的两路口街革委还在把柳其畅当右派整，有意刁难，拒绝签发结婚手续，我俩赶去我户口所属的较场口街革委，结婚证刚拿在手上，那边的电话铃过来，叫这边不要办，只晚了几分钟。现在，齐家贞又在为另外一张纸奔忙，这不明明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吗？算了，一个右派，一个反革命，一棵藤上的苦瓜，离什么婚啊。
这种自问导致的自责，令我心虚，是我数次又回去的重要理由。
当我的境况有了改善，比如进入电视大学作数学辅导老师，反革命案获平反等等，我又会有几天的思想斗争，又付出几个不眠之夜，大得不得了的离婚决心就老母鸡变鸭变鸟了。
我老是在离与不离的问题上，绣球似地左手右手抛来抛去。
作为一个很顾面子的男人，老柳是坚决不想离的，他无数次约我去这里那里商谈。他说我不冷静，易跑极端，他所作所为完全是挽救我。他真诚地劝我：“真的，我是解放前解放后，八亿人口里难找的好男人。可惜这种事，不是穿衣服，可以另外试一件，试后才知道，还是我这件好。”话讲得很中听，我心动了。
他说：“齐家贞，我觉得你很可怜，常常是在怜悯你。”夫妻关系是靠可怜和怜悯来维系的吗？我又喝迷魂汤了。老柳接着说：“我完全是为了你，其实你不在，我们两个（他和儿子）真的生活得很好，钱也经（耐）用了。你看，”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十元钞票）说：“十五号关的饷，现在还有这么多。”一面说一面哗哗地数起来，十块，二十块，三十块……
我难过地把头转向一边，我不愿意看这种俗气的动作。而且，天才晓得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七十六元工资，他雷打不动，每天五角钱香烟和儿子早餐费三角，半个多月后还剩七十元。齐家贞不管经济多危机，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才很不情愿叫花子似地找他讨，扔给我一元钱，一周半月绝不问“钱还有吗”——这句话对儿子是每天必问，哪怕头天拿的一元给他。齐家贞是架最省钱的机器，世界上难找第二个，怎么可能我不在家他钱都经用了？想起另一次，我同欣儿去他家拿女儿的二十元生活费，钱已经交到我手上，他又收回去重数，一张两张。他说：“我喝了点酒，莫数夹了。”
这种动作这种话，哪像丈夫呀，它勾起我太多辛酸的回忆，我又不想回去了。我不是柳其畅，无论我多么爱女儿，我还是没法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八二年九月，我交了五十块钱，正式禀告重庆市中区法院要求与柳其畅离婚。
收到法院的传讯信，我那晚通宵难眠，脑子风车似单调地转着一个念头，又要回到判过我十三年徒刑的区法院了，反革命老档案躺在那里，现在又添新档案闹离婚，齐家贞这辈子还有完没有？
今天，我脸有点肿，眼圈又黑，心惊惊慌慌的。我从解放碑下车，离区法院已经不远。这条路怎么这样长，走得很艰难，市中心嘈杂的人群和林立的商店，像荆棘像藤茎缠住我的脚，我双膝发软，举步维艰，一点点路很走了一阵子。
走进法院大门，在传达室交了提单，我快步去到等候室坐下。里面放了几张条椅，三合土地上满是烟头秽物，更像是个扔垃圾的地方。一位年轻妇女瞟了我一眼，咬着个老太婆的耳朵面授机宜。可能是防备我偷听，她声音很小，老太婆耳聋，一个劲大声地啊啊问。有个头发梳得油光水亮的年轻男人，踏进一条腿马上缩回去，啪，扔下个燃着的烟蒂。里面的人渐渐多起来，没人搭理我。从门边望出去，隔壁居民区种的几棵大树越过围墙伸进法院。春夏季曾经绿荫如盖的树木，秋天刚过，就赶紧把树叶抖落得一片不剩，光枝光杆，无聊地歪着脖子来此打探新闻了。
承办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传票在门口高叫“XXX，XXX”，于是，从东边过来一个女的，从西边过来一个男的，垂头丧气地跟着承办人走了。曾几何时，这对情侣满怀欣喜缔结良缘，热烈庆祝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半，今天，却视为仇人，来此恶战一场斩断关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呵。
半小时过了，怎么还不传我，我惊惊慌慌的心更惊惊慌慌了。莫不是柳其畅搞了鬼，他鬼点子多。本来想去传达室问问，又怕正好碰上柳其畅，我今天特别怕与他短兵相接。
我起草的离婚书，离婚理由是两人性格殊异，长期在争斗中过日子，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工作与生活，也影响下一代健康成长。要求与柳其畅离婚，婚生女儿柳欣归我抚养，柳每月付二十元生活费〈她两岁半〉，齐家贞不要一分钱财产。经过不计其数的磋商与修改，最后柳其畅要我把“不要一分钱财产”改为“双方对财产无争议”。我不解地说：“不是无争议，是我根本不要财产，根本不存在争议。”他说既然如此，你何必坚持，不要节外生枝。我没有脑子去做文字游戏，根本想不到，两个句子，前者是放弃权利，完全没有分得，后者让人认为我是得了合理的部分，几个字的改动，意思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给了他脸面。我爽爽快快按他说的改了。怕我变卦，他要我添上“双方保证今后不发生任何财产和经济纠纷”。我也照办了。他叫我复述一遍协议内容，那还不容易，我当时的记性好得惊人，最后，他说他拿去重写。
新写的除上面提的双方财产无争议和保证今后无任何财产和经济纠纷外，老柳还加了一段新的，对女儿，他“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只要齐家贞不嫁人，我们还是好朋友，生病倒床，我倒屎倒尿服侍在旁心甘情愿”。我看了心里不禁笑起来，我咳嗽咳得办公室的老师听了都难受，要我马上去医院，半夜咳得惊醒邻居，你睡在身旁一动不动，生怕问事得事，关心话都舍不得说一句。欣儿从托儿所带回的红眼病传给了我，第二天早晨，我两只眼睛肿得像荷兰鬼，上眼皮下眼皮粘得紧紧的，好不容易用热水泡用手掰开了一条缝，两个鲜红的眼球把人吓得死。我请求柳其畅下坡去帮我买顿早餐，他说上班时间太紧，让我戴个头巾自己去买，我只得睡在床上饿一天。当他老婆时尚且这样待我，离了婚还会倒屎倒尿服侍在旁，真的是石头开花马长角了。
好了，废话少说，只要同意离，什么我都依，就像关在屋子里挨打的狗，只要能逃走，尾巴夹断在门里也在所不惜了。
我一个人在等候室里等待，东想西想的。 哎，捉鬼放鬼都是我，为什么那时候我不断改变主意，搬出来又搬回去，像开抽屉关抽屉那麽随意。其实，婚前我已经发现柳其畅斤斤计较善用心计，不适合我，曾写了封信给他，决定中断来往。信一发，我马上就后悔了。第二天清晨，赶到红星亭坡，把信从邮差手上截过来毁了。唉，相识结婚至今快十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越了解，对柳其畅就越不了解，好象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关系”，一方测得越准，另一方就测得越不准。现在算了，测得准测不准都无关紧要了。同他好说好散吧，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
承办人李永强终于出现在门口喊我的名字，这个名字好象带电，一喊，我就从椅子上触起来了。李告诉我，今天柳其畅请假，十二个大旅馆竞赛评比他走不了。理由很充分，是真是假他才知道，只是我白白心慌了一个通宵，加上法院里两小时难耐的等候。
第二次传问，他来了。
我埋头跟着李承办走近楼梯口，正要上楼，他黑着脸站在那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深怕与柳其畅四目相对。今天，他特地穿了件洗了几水的军装，那是他身份的象征，是一种荣耀，右派平反时按复员军人待遇发的新军装。
走进传讯室，虽然我不再像二十岁为反革命叛国集团受审时那样惊慌失措，无所适从，但快四十一岁的我，来到这种场合，心里仍然充满无名的紧张，呼吸都有点困难了。我规规矩矩坐在审讯员记录员面对的长条椅的远端，把近处留给后进门的老柳。他很严肃，拒绝同我坐一条凳，在侧面那个与审讯员成九十度角的长椅上坐下，李永强让他坐过来，他没有动。
我认为离婚不需要明辨是非对错，感情死灭了，那怕只是一方感情的死灭，婚姻就应当允许解体。换了另外的女人，或许就嫁鸡随鸡跟老柳过下去，而我坚持宁缺毋滥，拒绝为孩子牺牲爱情，硬把柳其畅拉到这种地方，心里有些遗憾，还有一点抱歉。我直觉到他对我怀有恨意，可此时我一点不恨他。
审理在三方坐的角度很奇特的情况下开始。例行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等验明身份，问完我再问老柳。老柳不作回答，提了个什么要求，我没听懂。只见李永强走出去拿了张纸条回来，他挥一挥条子说：“院长不批准你要我回避，现在审理继续。”纸条上大约是院长批的几句话和他的签字。我感到十分有趣，不仅因为那时我不知道当事人可以有这类权利 ，更不明白柳其畅凭什么理由要李永强回避。
后来才知道，李永强在调来法院工作前曾在金汤街小学任教导主任，在重庆三十中学教过书，我在三十中代过课，我后来的后妈是金汤街的小学老师。想像中把几个人弯弯拐拐缠在一起，柳其畅得出结论，齐家贞已开通后门，审理结果将对他不利。
开后门已是社会一大风气，越能开后门证明你越有能耐，但我不喜欢这种风气，绝没想到也不屑于为堂堂正正的离婚去开后门，要不是柳其畅花神费力对李永强的背景作深入调查，我对承办人除了名字，一无所知，也看不出有何必要知道？
柳其畅今天的发言太出乎我的意料，长期以来我觉得他深不可测，今天庐山真面目好像浮出了水面。
柳其畅站起来朝我走近：“就是这个女人，”他用一伸直就要发抖的手指，指着我说，“她在与我交往的同时，还与另外三个男人打交道，同她一起劳改过的林方，同她一起在街道工业上班的郑洪海，还有一个也是劳改释放的蒋忠泉，她同他们的关系都不是一般。反复衡量之后，她选择了我，我的经济条件是最好的。”
我从来不看重金钱，柳其畅如此曲解我，令我联想起一件事。刚认识不久，我去他家玩，坐在木板床上，床很高，脚吊在半空，为了舒服，我背靠墙，双腿摆在木板上伸直，两只脚露在床边。老柳后来说，我这是在展示双腿勾引他。我当时穿的长裤，吃惊地问：“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认为他这种看法很不要脸。
现在，他这番污蔑使我脑子轰的一声，怒火像一颗炸弹引爆。我站起来，指着他吼道：“你胡说八道！”还想说下去，被李永强制止。我立即记起老柳教过我：“跟某人吵架，如果想吵赢，你就要逮住他的痛处骂，要骂他最不愿意听的话，要气得他发抖，气得他吐血。比如，她特别重视名声，你就骂她一贯偷男人。至于是不是事实，那就不要管了。”
柳其畅没有理睬我的喊叫，他不慌不忙讲下去：说我心肠歹毒，差点咬断他的手指头；脾气坏极，根本不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是家庭的破坏因素……齐家贞还口口声声说啥子恩格斯讲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那要看情况，看你追求的是啥子爱情……
我已经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什么他变成狗咬我，我绝不变狗咬回他，当哑巴算了；什么柳其畅一生多灾多难，他把金钱物质看得太重，他的极端的现实主义，都是生活重压的结果；是冷漠无情的社会造就了他冷漠无情的性格，我应该理解原谅。我认为他把儿子看得高于一切，我无关重要，现在，他把女儿看得也比我重，说明他就是这种人，我就不作计较算了……所有与他和平分手的理由都被他刚才那番污蔑炸得粉碎。我愤怒了，不再约束自己，又回到几十年所受党的教育，以牙还牙，誓死斗争到底。
我用极快的速度讲述了秦放、蒋忠泉、郑洪海与我的关系，好朋友，绝非情人！我情绪激动，声音响亮，词语从嘴里连连吐出，它们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反唇相讥，针锋相对控诉柳其畅──又是那些“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的“拳”和“言”……痛快淋漓。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只好的看家狗，不是好保姆好老婆。我不会生炉子，我不相信生炉子比解高等数学题更复杂，比爆炸原子弹更艰难，我就是不学，我就是不做。我要向柳其畅证明，我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解除一个不幸的婚姻与缔结一个幸福的婚姻同样神圣，同样值得祝贺。我就是要柳其畅这桩生意买卖──失败！
其间，柳其畅几次想插话，我不容他置喙，一吐为快，淋漓酣畅。讲完了，我甚至感到有一种伸张了正义的豪气，所有的胆怯、压抑与紧张一扫光。
不像许多闹离婚的配偶，争战焦点集中在财产的分割上，分毫不让锱铢必较，我不要他一分钱的财产，争夺的焦点在女儿身上。两人展开拉锯战，互不相让。我的理由是：“我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单位上才批了一个生育指标给我。你柳其畅已有一个儿子，还有什么好争的。”柳其畅的理由“深明大义”：“柳欣是中国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让孩子健康成长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我告诉大家，我不再结婚，保证把柳欣培养成社会主义的人才。”
柳其畅两次提到社会主义，提到中国人，祖国等词，是弦外有音的，正如他在地段和单位上传播的：“齐家贞过去想叛国投敌劳改十年，现在她整天在打出国主意，她说这是她终生的愿望，到死也不能改变。”老柳在打政治牌，想用政治压我一手，我要出国，要把女儿也弄出国，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过去的经历令我谈虎色变，老柳的讲话我感到有压力，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愤怒与鄙视。如果说过去我俩的分歧主要在性格上，现在的分歧则是品德上的了。
我要女儿，他只需每月付二十元，随时可以去看她；他要女儿，不要我付一分钱，我也可随时去看她。
这样无休无止地扯下去，可真难倒了审案的同志。我突然觉得算了，争什么，我在女儿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还会继续花下去，无论归我还是归他，都是我永远的女儿。我说，好吧，坚决离婚，女儿归你。
出乎老柳意料，想不到齐家贞会放弃，他马上改口，不是不要我付一分钱，而要我按月付给女儿抚养费。
他数次出尔反尔，李永强都反感了。李问柳，那么，你要齐家贞每月付多少？柳要李永强判。李把我俩的工资加起来除以四，说，齐家贞每月付五元。柳不干，他说五元太少要十五元。李永强问：“她每月二十七元工资，付十五元，你还要不要齐家贞吃饭？”最后，李宣布结束审理，等待法院判决。
旁观者相信，这两只狗无论如何是不能关在一个笼子里了。
一个月后，区法院判决下来，同意离婚，女儿归我，柳其畅每月付二十元抚养费。他缺席，李永强问我能否将柳其畅那份判决书给他送去。这种差事我当然不愿意。
柳其畅不服判决，他交了申诉书到市法院，我必须在十五天内写出答辩。李永强提醒我要好好处理孩子的问题，柳其畅声言他无论如何要女儿，如果法院判给齐家贞，他问：“我把孩子藏起来犯不犯罪？”接着，他停止付严妈二十元柳欣的带费。他写信给我：“我出钱，你清闲，你用这份闲情逸致干什么去了，你自己明白！”
不知道老柳放了什么烂药，区法院派人去建设公寓和周围邻居了解情况，领导群众一致要求把柳欣判给老柳，说是坏女人教育不出好的下一代。
在区法院，我是原告，到了市法院，我成了被告，我奋笔疾书写了六页答辩状，主要针对他齐家贞“草率离婚，草率结婚”的判断。
对于“草率离婚”，我别无选择的又得把在区法院讲过，在亲朋好友中讲过，又臭又长的王大妈的有关柳其畅其人其事的裹脚布再臭展一遍。
然后，我强调分居后，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写道，每一次分居，带给我的不是沉沦，而是上进，而是知识的飞跃。不幸的婚姻令我对自己对人生进行了再认识，我不认为自己真诚坦白的性格需要修改，我不认为爱情婚姻不允许掺进任何功利杂质的见解有误，我要利用我的不幸鞭策自己，积累知识，充实自己的人生。人的一生，除了婚姻大事，还有许多大事要做，到书店去浏览，到图书馆去避难，在知识的宫殿里养伤，在浩翰知识的海滩上拣拾贝壳……每一次分居，都带给我专心自学的好机会，我知识面扩展，我人格升华，自尊心回归。这些年来，我复习了初等数学，自学了高等数学，先在重庆三十中高一年级代课数学，后来在工业局电大任数学辅导老师，再后来我在长江仪表厂任职工教育干部。我四个晚上给夜校学生上课，两个晚上自己做学生学习古文。我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我一小时变成两小时用，我节衣缩食为了养女儿，我满腔热情搞好工作。人前我强振精神装快乐，人后我原形毕露，营养不足劳累过度，经常头昏眼花走路抬不起腿。尽管如此，没有男人，我照样活，活得更加有声有色，活出一个自己的我。
至于柳其畅认为我会“草率结婚”，那更是无稽之谈，现在远远不是时候。我见到男人就反感，那些看起来文质彬彬学富五车之士，正如劳改队有人说的，穿双草鞋到他肚子里走一圈，恐怕连油丝丝都挂不下来一点（城府太深），这种人我躲之唯恐不及。我现在急需的并非是男人，而是彻底的呕吐，把过去柳其畅强加于我的所有的不幸统统呕吐完，还我一个干净的肠胃！
最后我声言，柳其畅如果把女儿藏起来不让我见，我就同他拼命。
市法院组成三人合议庭，出面的承办人姓石，他向我宣读了三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石承办个子矮小，精明能干。他友好地对我说：“齐家贞，我们看了你的材料，我个人看了三四遍，很赞赏你的观点，打算影印后教育别人。有的妇女，男的要离婚，都不想活人了。”他把脸转向老柳：“齐家贞写的东西我们寄了一份给你，你看了没有？她写的我相信，柳其畅，你信不信？如果不信，一调查就清楚了。”他对老柳强调：“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齐家贞，她没找我开后门，今天我要批评你多些，你要正确对待。”然后，他走下来，把我叫到门外，小声对我说：“齐家贞，告诉我，你对柳其畅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觉得这好象不是在法院，一点没有法律的威严，倒好象邻里之间在劝架。不过，我也没有多想。只听他问：“喂，你要不要管钱，我叫他把钱交给你管。”我忙说：“不要不要，我最不喜欢操这些心了。”石承办问：“那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老柳向李永强赔礼道歉，他冤枉了他；我要他戒烟，他一个月的烟钱比我饭钱多得多；我要他退休，我怀疑他与单位上姓顾的女人有瓜葛；我要他搬家，因为他向邻居造我的谣，我无法与邻居相处。他说好好好，我们进去，你当面一条一条提出来。
我提一条，石承办批评他一句，柳其畅顺从地应一声，即使有时他想申辩，也被石制止。我还提到老柳对儿子百般迁就过分溺爱，花很多钱在他身上，却一分一厘在我身上榨，不顾我的死活。我还指出，现在国家改革开放国门开放，柳其畅还想在政治上陷害我，说我仍然想出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行为很卑鄙。石承办都表示我是对的，柳其畅应当改正。
这场戏排演得极其成功。后来才知道，我到法院与老柳面对面争辩之前，他们已派了一名书记员几次与柳其畅见面。他们认为这对夫妻很特别，两人在政治上都吃过很多苦，现在苦尽甘来，都平了反都有了工作，双方都有知识，获得工作单位一致好评，两个人都会写文章，都写得一手好字。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死活要争女儿，女儿又不能劈成两半。在了解到柳其畅根本不想离婚后，他们向他展开攻势，要他口口声声答应改。那天他还动了点真情，当众承认：“我忽略了齐家贞内心的一些要求。”这句话他又击中靶心，我无可救药地又被感动了。
市法院的工作人员，为了救此婚姻一命，背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工作，柳其畅也配合得十全十美。哪怕我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离，可“软索能套猛虎”，在他们的软说下，我这只猛虎已无路可退。人家认错愿意改正，我再坚持下去，自感道理上说不过去。我给套住，签字撤案放弃离婚了。
过去，他几句好话一说，我就又哭又笑回去了。今天，刚把签字的笔一搁，我就后悔了。一想到我将要回去，又要变成夜以继日哭闹吵架的神经病，我就不寒而栗。五年多眼泪的流淌换得今日趋于平静的心境，瞎子点灯白费蜡了。经验告诉我，烽烟难免再起，那我又得咬紧牙关重新再熬一遍合分结离的苦了。想至此，我心比铅重，咒骂自己为什么不死，咒骂柳其畅死了还好些。
中国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相信这些法院承办人一定以为救婚姻一命，也胜造七级浮图。他们心怀善意热情可嘉，可是，我不得不引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好心（其实也应当包括柳其畅齐家贞这对冤家的好心），“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借用在此，太贴切了。
善良的愿望铺成了地狱，一年半里，地狱的两个倍受折磨的非人，又开始“殴打”得头破血流了。
终于，八五年一月，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滚出去。我再次付费呈交离婚申请到区法院，像我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循环一样“转一个圆圈又转回来了”，案子再次分到李永强的手里。倍受委屈的李永强不痛不痒地幽默了我几句：“不是撤案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抖抖索索地话也说不清楚，被盘问了二十分钟放出来。柳其畅拒绝出庭。他说李永强：“我不要你办，我不信任你。我们自己去街道办事处协议离婚。”
我又开始马不停蹄求上面开恩求下面帮忙了，还得求柳其畅高抬贵手签字，还要承受长江仪表厂一些人的议论：齐家贞平反了，当了电大老师，现在读电大受培养，父亲出国了，她地位变了，尾巴翘了，就要同丈夫离婚当女陈世美了。
攀高山，淌大河，九弯十八拐之后，除了财产无争议保证不发生经济纠纷外，婚生女儿归齐家贞抚养，离婚协议终于交到了街道办事处。
快要分手了，和老柳的话题也变得轻松起来。柳其畅说柳晴想考公安局，要求身高一米六五，儿子差三公分被拒。我说你这个矮子兵，儿子当然长不高。他说他是一米六五，我说一米六四，他说年轻时一米六五，现在老了缩了一公分，还用手指做了个一公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见我大笑老柳也大笑起来，笑个不止。好象在庆祝十年里我们都斗老了，又好象很高兴十年里人也老缩了。
其实，大家都在用笑声掩盖自己才能感觉得到的叹息与软弱。
感谢上苍，把我制造成钢筋铁骨，如此地坚不可摧，上百次上千次地摔打，我居然还活着，两只脚居然还在走路，还在自讨苦吃地被摔打再摔打，还在走下去。
八六年十二月的一周里，我一下子拿到两个证书，电视大学毕业证书，离婚证书。前者象征知识，后者还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