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则只是个数字”，这是史达林的名言。虽然冷酷，但这句话的确道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那就是人类似乎无法掌握太过庞大因而变得太过抽象的灾难。就拿战争片来说吧，为什么一个炸弹炸死了几十人，观众可以无动于衷；但有时候一发冷枪击毙了一个士兵，我们就觉得有些伤感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那几一个被炸死的人我们不“认识”，而那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却是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
我们“熟悉”他，是因为之前剧本给过他几段台词，导演给过他几个镜头，使我们得以听过他说话的声音，见过他与同袍谈笑的表情。当他倒向地上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他伤口涌出的鲜血，甚至看到他脸上一抹惊愕的神色，以及逐渐放大然后终于失去光芒的眼球。换句话说，对于观众而言，这人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比较像是活人，和我们一样，于是可以移情他的痛苦，哀怜他的殒落。相较之下，那几十个在一瞬间被炸死的，就不太能够唤起我们的同情了，他们只不过是一堆肢体与肉块；如果说他们是人，那也只是群概念上的人，一种抽象的概念。
所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哀鸿遍野还及不上一个孤雁廻旋那麽动人。想要诱发观者的情绪，你就得掌握一套关于具体的修辞学，因为人类不因普遍与抽象的事物而动情。同样地，政客演讲与其大抛数字，还不如说点小故事；与其让我们知道有几十万人活在贫穷线下，还不如细致地描绘一个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然而近十年来，政坛上却出现了一股违背这等具体原则的修辞术，那便是把一切负面事件都形容为“个别事件”。导弹打到民居，他们说是个别事件；偷工减料的桥梁倒塌，他们也说是个别事件；贪官私吞巨额公款，他们还说它是个别事件。大众传媒和网民愈见是挖掘这些事件的细节，愈是绘声绘影地描述它们的来龙去脉，官方就愈说它们是“个别事件”。
其用心之良苦，人尽皆知。我们都晓得，这是因他们害怕大家以为这些事件不是偶发的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结构和体制上的缺陷。如果这一切“个别事件”都不那麽个别，这就说明为政者的问题大了。
因此，官方必得倾尽全力挪移社会的视线，不欲大家深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普遍规律，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些坏事看成是很具体很个别的小错误，犹如白玉之微瑕；又如美人脸上的一颗青春痘，火气一散，它就会自然消退。
本来愈是具体的东西就愈容易吸引大众的目光，愈是个别的恶行就愈容易激起百姓的愤怒。为什么官方一祭出“个别事件”这四个字，它就好像反而起到了模糊事实转移民情的效果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因为他们虽然用上了“具体”这两个字，但与之连系的一切措辞却全是抽象的。有没有发现，每当官方强调一桩恶事是“个别事件”时，他们都不会在这件事的个别细节上着墨太多。
如果是食品出了问题，害得消费者生病，他们绝对不会长篇描述那些受害者所经历过的苦痛与折磨。如果有人在抵抗强制拆迁时自焚而死，他们更不会反复强调事发那一刻的惨烈和惧怖。相反地，在把这些事件定性为“个别事件”之后，他们往往就把目光转向更普遍更宏大的话题，申述原有的食品安全政策是如何地有效，既定的拆迁程序又是如何地合乎人性。也就是说，“个别事件”在官方那里恰恰是没有个别性的，他们根本不想知大家纠缠在那些使人悚目惊心的事件上头；“个别事件”在公关修辞学里的唯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实的个别事件。它和一般文艺创作的敍述逻辑是不一样的；对于一部小说或者一套电影来说，“个别”意味着更具体更丰富，因此也变得更加动人的故事；对于政客而言，“个别”却是抽象和贫血的同义词。
所以，和一般人以为的相反，“个别事件”这个说法不只是为了防止大家把那些错误的个案想像成更大范围的失败，不只是为了阻挡舆论将负面的事例上升至更普遍的制度缺失；而且还是为了拆除这些事件的真正个别性。
因为官方或许下意识地明白个别故事的情感效果，他们晓得民众的怒火往往来自故事的细节。
“个别事件”修辞学一方面是要打断从个别发展到普遍的联想，令大家相信一件坏事真的就只是一件坏事，一个坏官真的就只是一个坏官，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它却又不想大家停留在这件事和这个官员身上，它试图引导我们发现大局其实是多么地，整体形势又是如何地美好。
因此，“个别事件”始终是套意在抽象的措辞策略。对于要看这套策略的官员而言，死了一百万人固然只是个数字，死了一个人同样也还是个数字。
有意思的是，我们人人都大概了解这套语言游戏的真相，通常都不会轻易受到它的迷惑。那麽官方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地“个别事件”来“个别事件”呢？答案一点也不复杂，每当有人说出“个别事件”这四个字时，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们闭嘴，既不追溯深层结构，也不追究事件的细节。所以你看，官员们在说完“个别事件”之后，往往还带上一句“不予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