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中国祝圣主教违反良知
【看中国记者张佑宇综合报导】上月，在罗马教廷批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负责人后，中国第八届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12月7日在北京举行。17日梵蒂冈发表声明，严词谴责中共支持的教会成员，并指7日所召开的代表大会违反宗教自由和人权。22日，中国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就梵蒂冈指责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一事，表示这是攻击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梵蒂冈行为冒失无理。
对于梵蒂冈与中共当局一来一往针锋相对的言词，局外人有如雾里看花。学者分析，中共为了在国际上树立形像，不得不表面开放宗教活动，但心里却是惧怕宗教，尤其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国家其独裁政权在一夕之间解体后，中共意识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宗教因素，所以中共就借由掌控宗教领袖和有实权的人来控制宗教组织，尽量限制宗教发展，以保“党”永久生存。
北京与梵蒂冈的言词开火
据BBC报导，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1月20在承德自行为郭金才神父祝圣后变得紧张，梵蒂冈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严厉谴责中方的祝圣行为 “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并点名批评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针对梵蒂冈的批评，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此前反指梵蒂冈限制宗教自由。
据天主教亚洲新闻网报导，为了确保主教参加代表大会，中国警方对至少两名主教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迫参加11月20日的承德祝圣，其中衡水教区官方教会主教事后被警方从其主教公署强行带走并隔离软禁。12月7日，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天主教，在北京召开第八届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与中共组织名称相似的新一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班子”，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常委”，而马英林主教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中国官方支持的天主教会与梵蒂冈没有关系。
12月17日，梵蒂冈严词谴责中国政府支持的教会高级成员召开的会议，认为他们违反了宗教自由和人权，并发表声明说，这个举动损害了北京同罗马教廷之间的对话和“信任气氛”。梵蒂冈并不承认受到中共官方支持的中国天主教大会选举出的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12月22日，中国宗教事务局发言人就梵蒂冈指责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一事，表示这是攻击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梵蒂冈行为冒失无理。
梵蒂冈不承认中共扶持的教会
北京与梵蒂冈关系一直不佳。源起于1951年，中国共产党政府逼迫国内天主教会切断和梵蒂冈的关系，只准许中国信徒在中共控制的教会参加祷告仪式，把上帝排除在世界现实与教徒的日常生活之外。
同时，共产党是无神论，罗马教皇不承认“只信中国共产党不信天主”的所谓信仰，并且根据天主教教义，所有的主教一定要归于教宗批准才可做正规主教。因此，梵蒂冈不承认受到中共支持的中国天主教大会选举出的天主教主教团主席。目前，在中国只有中共当局支持的教会被认可，不过据信大批中国信徒加入了忠于罗马教廷但未得到中共当局认可的地下教会。
中共对家庭教会的迫害逐年升级。
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主席龚民权发表他的看法说，“他们（中共）不能一方面说我们有宗教自由，但是他们知道天主教的教义，所有的主教一定要归于教宗批准才可以做正规的主教。”
就此事件，学者谢选骏表示，“中国大陆是极权政治，它不许梵蒂冈插手中国大陆天主教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自己来代替梵蒂冈执行宗教权利。当然在中国大陆，梵蒂冈政权和中共政权就会有冲突。而中共政权特别蹊跷的地方是，它是个无神论政权但却要去执掌宗教权力，所以这里面肯定会生出很多是非来。”
中共“制造”符合中共利益的宗教领袖
作者剑光发表的一篇《中共手上的宗教领袖》文章指出，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实际上是迷信马列主义洋教，按照共产主义的教义，宗教是要被消灭的，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只能信仰共产主义；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已经预谋打入各宗教，为以后控制宗教做准备，企图掌权后再逐渐消灭各个宗教。
文章中例举中共是如何“制造”符合中共利益的宗教领袖，文章中说，“‘解放’后的佛教协会主席赵仆初就是打入佛教的共产党，党安排他先从小和尚做起，后来做了佛教头头掌了实权，就给人以科班出身的假象。”
天主教也难以幸免，文中指出，“天主教的第一把手傅铁山主教，原出身于山东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地主家庭，他参加共产党后被派打入天主教，革命成功后理所当然的出掌天主教了。”
该文还披露中共对基督教的染指，文章中说，“基督教也逃不出中共魔掌，例如文革时，上海著名的国际礼拜堂牧师李储文博士，是从美国留学的老海归，当红卫兵小将们批斗他，打得他受不了时，他说你们别打了，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假牧师，你们去调查好了。后来一查，果然如此，总算保住了命，否则也会像有的真牧师那样被打死。李储文暴露后不能再当‘牧师’了，被党中央派去香港当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官阶不小啊。”
中共“惧怕宗教”
剑光同时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共为何“惧怕宗教”，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教训，多数人民也不相信马列主义邪教了，开始寻求和接受新的信仰。为了在国际上树立形像，中共不得不开放各宗教活动，但是心里是惧怕宗教的，因为那里面有共产党从不具有的真理、正义和道德。尤其在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国家的独裁政权，在一夜之间就被人民推翻之后，中共意识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宗教因素，这些国家的人民很多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的信仰和共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如波兰有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这一变化给中共打击不小，导致中共对宗教问题很敏感，也更加严格控制各宗教。”
为解除这种“亡党”的忧虑与恐惧，中共就只有取得宗教控制权一途。为此，“文革后，中共对各宗教组识和各‘民主党派’，采取打败国民党那一套行之有效且事半功倍的作法：打入内部核心组识，窃取领导权。表面上是各宗教组织内有信仰的主教、神父、牧师、阿訇、法师、喇嘛等掌权者，是各宗教内部的自己人，而实际上却是中共的特务。中共又选派年青人安插到国内各宗教学院和国外的一些宗教学院充当学生，将来进一步掌控各宗教组织。甚至连北美的华人教会都派人监视，收集情报，早已发现地下教会的某些领袖也是共特。”剑光在文中做如是的陈述。
最后，他指出，“中共就是这样通过掌控宗教领袖和有实权的人来掌控各宗教组织的。从中共内部的文件看，是‘外松内紧’，尽量限制宗教发展，以保它的‘党’ 继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