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即将过去，中国经济这一年的是是非非似乎也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盖棺”自所不免，“定论”则需拿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但笔者发现，对于有关中国今年经济现象一些几近“常识”的判断，仍然有来自权威人士的不同声音，笔者试举两例如下：
1. 市场目前几乎已成共识的看法是，中国当前之所以物价明显上涨，是因为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及鼓励国有银行大量放贷的政策导致了货币超发，钱多自然物贵，通胀率高企也就在所难免。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似乎对这种看法有所保留，他12月中旬表示，货币超经济发行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概念，用那时候的概念来解释现在的经济现象是有问题的。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说，计划经济时代价格是固定的，用价格乘以实物量就是货币需求量，而从现在的角度看，衡量货币供应量偏多还是偏少的标准应该是核心CPI，因为有些价格跟货币联系较少。由于中国政府目前尚未推出和公布核心CPI，所以外界也难以按照周行长的思路算一算中国当前的货币供应量究竟是否偏多。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核心CPI是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食品价格在中国CPI中的占比最高，达到34%，如果中国的核心CPI剔除食品价格，则必然导致核心CPI与CPI所反映的价格变动形势有很大落差，在食品价格上涨显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食品又确实是最容易因各种偶然、短期和季节性因素影响而产生显著价格波动的一类商品，如果中国的核心CPI不剔除食品价格，则确实难以准确反映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这个两难问题不知周行长在关起门来私算中国核心CPI时是如何解决的。
另据笔者观察，中国的食品价格，特别是蔬菜和副食品价格，由于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度很明显。每当中国政府放松货币政策，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就会迎来一轮跳跃式发展，而这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城市郊区的农田被大量占用、开发，从而导致大、中城市蔬菜、副食自给率降低，短时间内显著拉高食品价格水平。这种现象虽然未必是中国所独有，但至少在美国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不多见，不知周小川行长在用核心CPI衡量货币供应量多寡时如何处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
2. 民间现在普遍认为，由于没能把房价降下来，中国今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基本是失败的，有人调侃说“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但温家宝总理对这种说法不表认同。他12月26日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时表示，这个讲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房价有政府应该管理的部分，有市场应该管理的部分，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有些刚毕业的学生、有些农民工都可以采取先租房的办法来解决住房的问题。
从温总理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是实现“住有其居”，而我们凭良心说，有哪个蜗居在北京的“蚁族” 睡到大街上去了？有哪个公司白领是由于租不起房而逃离北、上、广的？笔者记得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今年初曾说，北京的房价3万元一平米普通老百姓买不起，难道降到2万元老百姓就买得起了？从黄孟复这番大实话里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房价无论再怎么降，靠市场力量来让大多数市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即使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把房价显著压低，受益的也不过是基本已具备买房能力的那一小部分人，这种调控对于普遍改善中国人的民生其实意义不大。
但我们也要问一句，既然房价是涨是跌和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众的关系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对房价问题还那么敏感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近年来房价的大幅飙升使中国人的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房价上涨对中、下层百姓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或许并不大，但却会使他们的贫穷感大幅增加，因此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当一个收入还算不菲的无房白领突然发现，自己即使再辛苦打拼，与那些坐拥一两套住房的市民相比仍然是一个穷光蛋时，他是会感到幻灭的。市场或许能管得好一部分房价，但市场医不好受伤的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