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妈 作者 蔡楚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民国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训导主任，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1932年与王新培结婚。
王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成都学道街建一家书坊，名曰志古堂。由于刻印的书籍选题对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学术界好评。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典籍。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与婆婆一道艰难维持志古堂。大陆易帜后，一系列残酷运动开幕。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于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好在我家族中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五姨妈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样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当时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若总是戴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当局可能也觉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关门大吉了。抗美援朝时，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版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间，这些书版被作为四旧焚毁，志古堂的匾牌则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亲戚将其反扣在猪圈前，作为粪坑的踏足板，终于得以保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
五姨妈被管制得服服贴贴。改革开放初，有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五姨妈不敢回信，悄悄把来信烧了，怕秋后算帐。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诩为中华文化传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妈从亲戚家的粪坑边把这块文化见证物找了回来，但俨然拒绝出卖。
补白：有同学到储藏室去拿东西，突然间发现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种开大会用的，放在主席台上的，放在那个体育器械室的一个角落里。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用了，上面有一点灰尘。一个同学马上大叫起来，说我们学校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我们伟大领袖放在这样阴暗肮脏的地方，浑身蒙满了灰尘。他这一呼一闹，很多同学也都跟着动感情了。你不动感情还不行，就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来，一边抬着一边高呼口号游行，围着操场打转转，就那么开始把矛头对准校长、校党支部。胡发云
补白：奉节县万胜公社清水大队一个姓杨的社员，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姓杨的看到一个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像章，便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鸡鸡（奶水），难怪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这则笑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姓杨的胆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会组织大会，将姓杨的揪出批斗后，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对姓杨的逮捕法办。 陈宗培
谋害伟人案 作者 晓寒
这一天，我们兵团里召开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照例要我们宣教科去布置会场。大会在露天开，会场是一个农村小学的操场。正前方靠墙砌一个一米来高的台子，台前左右各树一根木杆，用来悬挂横幅会标。作为背景的墙面斑驳陆离，需要撑起一块蔚蓝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张贴当时能“请”到的幅面最大的毛伟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责任心也最强，贴伟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纸质伟人像四周有一道几指宽的白边，张贴时往往先用图钉把四角钉牢，然后再在四周白边上摁若干个图钉。在室内，通常8颗图钉就够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风沙很大，一条边至少就要用五六颗图钉才能压得住。这天开会前，狂风大作，老苟双手压着伟人像，赶紧在四边加钉图钉。左右两侧，容易被风掀起，老苟揿了十来颗图钉还怕不保险。
会后有人发现伟人画像身上有细微的钉眼，便向领导报告，说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苟马上被停职隔离反省。后来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证——分布在白边里边伟人画像上中山装口袋边的三个钉眼。那是什么部位？那是伟人的胸部啊，心脏啊！于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苟××！”“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苟××谋害毛主席罪该万死！”诸如此类的吓人标语，刹那间贴满机关大院。可怜老苟一个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儿，挂着黑牌佝着腰接受了十多场批斗。有一场就是在那个露天大会场召开的，名曰“再来现场消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这个现行反革命家属，也被所在连队贴了许多低级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报，还有几次她胸前挂着破鞋被拉到大会上陪夫君挨斗。
这个老苟，海军转业干部，从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队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党，在部队里混不下去，只好转业到新疆兵团。在兵团里，老苟可算个能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运动场上也是个好手，简直是文武全才，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划边框，拿起画笔，仿宋就是仿宋，楷体就是楷体，隶书就是隶书，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老苟身上学到许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师益友。
老苟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6个月后被放回家了。不知是因为老苟一贯表现良好实属一时犯迷糊，还是团里太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了，后来师部决定“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记大过一次。几个为他担惊受怕大半年的好朋友又相聚在他家里。我这个胆小窝囊的书生只会说：“老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老苟却一脸坦然：“小王，我是罪责难逃啊。我早想通了——要不是我那天多摁几个图钉，画像被风吹落到地上，我不还是这个下场吗！”
补白：1969年我14周岁，第一次去天津国棉三厂学工劳动。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与一个同学一起往家走，在路上看见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两个人都想抢那枚像章，同时跑到，我一伸脚把那枚像章踢出一段距离。这位外号毛驴的同学脑子不快腿脚快，他抢到了那枚像章。学工劳动结束后，老师在班上宣布责令我停课，并给我办学习班，让我坦白交待问题。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行，老师最终把那天抢像章我踢毛主席像的问题说了出来。原来那个同学揭发了我。回家后我向父亲说了此事。第二天，我父亲戴着红袖章去见老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解释，老师终于同意了我父亲的说法：我是由于实在太热爱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我获得无罪释放，得以重回课堂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 李建华
他为何疯了 作者 海鸥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
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单位的一些见闻，并问我参加了哪个派别、什么观点。我总是告诫他：“我们是毛主席说的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个派性组织，你知道哪个绝对正确？千万注意，可以观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铁路局办事，来单位看我，兴奋地悄悄高诉我，他现在正处对象呢。我当胸给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妇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说：“身不由己呀。”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一寸的照片给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个小妞。女孩子是我们铁路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学习很好。若没这场运动，应是大一的学生了，现在只好蜗居在校。这次她们班级到工厂学工，两人认识了。为了运动过后能再考大学，她一直没有丢下功课。在辅导功课的往来中，他们相爱了。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们祝福的份儿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们铁路各单位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停产，到火车站去接由哈尔滨转来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由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缓缓出了车站。那阵势好似超级国宝，就像今天有时电视里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会后我与庆生又见面了，并请他到我刚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间，他问这芒果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道谈恋爱，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珍贵水果。老人家不舍得吃，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这样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这全国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个玻璃箱子里的是腊制的芒果。”“啊！就为接一个假芒果，全市停工停产停课？真是政治压倒一切呀。”“这算啥，你没看到，隔三差五，晚间八点中央广播电台都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了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大家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庆贺，敲锣打鼓放鞭炮，一折腾就是半夜。这可苦了咱们那些调度和司机，第二天没精神工作，事故层出不穷。昨天南货场一台机车就因司机打瞌睡，将车开进了绝后线翻车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局调度所。据他说，咱局管辖的线路阻塞现象相当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电报。要满足需要，每天至少要发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我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多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还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虽然军管了，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发生的行车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说：“去年我们车站两列火车相撞，不就是因为两个扳道员分属两个派别，当列车快进站时还在那儿辩论争吵造成的！我看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1968年春节将至，我给庆生去个电话，想约他一同回大连过年。接电话的是他们技术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孟庆生在一个月前就被抓起来了，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放下电话我就懵了，这不是给专政了吗？到底为啥？我决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详细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庆生的女朋友在所难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时给她写了封信，说是不是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若能开出一张有慢性疾病的证明，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结果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说他与知青搞对象，出谋划策伪造假证，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开挂牌子批斗。
通过主任，我见到了庆生，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那张方脸上，颧骨显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狱中方志敏。我劝慰他几句，并问需要我做点什么。他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分别时，我突然听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头的庆生大喊道：“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他的主任对我说：“看来他的精神出问题了。只要张口就喊这句话，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受到这样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来处理一下。”
春节回大连，我去了离我家不远他的哥哥家。他从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带大的。经商定，我们决定初四一同赴齐齐哈尔。几经交涉，单位认可了医院的鉴定（间歇性精神病），并同意回家治疗。这期间，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没露面。
以后我几次公出回大连，均没见到庆生。据他哥哥讲，通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已明显见好。平时哥嫂上班，他一个人到处逛，就是不愿意回单位上班。又听我母亲说：有段时间，每到中午他都会来要吃的。那时每人粮食都有定量，他的粮食关系不在大连，全靠单位每月寄来的全国粮票吃饭。有时单位寄得不及时，他就要饿肚子。哥嫂上班，没人照顾他，挺可怜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开会，返程时在大连逗留几天，见到了庆生。我告诉他：他们单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齐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抓，革委会成员基本全变了。他听后说：“我决定回去上班。”就这样他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
那年刚入秋，庆生手拎一个大油瓶子来到我单位，说：“这是我每月余下的油票换成的豆油，送给你们。”我说：“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在大连养病时没少麻烦你老母亲，这就算一点回报吧。”我让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说不行，他要赶晚车去北京，又一再叮嘱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当时我就纳闷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单位告诉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开之前，已经在知己小圈子里偷偷传开了。有一次庆生在厕所关着门大便，进来俩人站在便池台阶上小便。他俩以为这里没有第三者，就大胆议论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里面的庆生听到了，从门板缝中一看，竟是军代表，吓了一跳。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并断定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一到北京，马上被相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回来后可难坏了单位领导，是押还是放？经请示，暂时羁留。
是呀，这写入党章铁板一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突然叛变呢？一个正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对于一个精神刚刚复苏的病人确实是如雷轰顶，无法接受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当时中央对林彪叛逃事件严密封锁消息。最初，媒体甚至故意制造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的假相。记得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在该期画报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后期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时，还采取了内外有别、分步骤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这样一个时间差导致孟庆生的政治误判。所以该案很快也就结案了，但却大大刺激了当事者那刚理顺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经。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连。
1972年回大连，我又去了庆生的哥哥家。门是锁的，打听邻居，得知庆生就在周围闲逛。我从胡同的东头进来没看到他，所以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就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倒显得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我疾步走过去喊了声：“庆生！”他没反应。难道看错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没错，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他这次病得不轻，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
这时走过来一位大婶，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与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这位大婶，问道：“你认识他？”“我们是邻居。”
补白：1952年最难忘的是看斗地主。那是个女地主，田地房屋都没收了。工作组怀疑她藏有金饰没交出来。各种毒刑用尽，她还是说没有。一位天才想出一个妙招——从山上采来黑蚁巢，把它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她的手被反绑着，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上吊死了。这一段记忆在我心中总挥之不去。这样斗地主也太无人性了吧？土改夺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房屋；夺人家的房屋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钱财；夺人家的钱财也就罢了，还夺人家的尊严；夺人家的尊严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性命！农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很多地主既勤且俭，既不偷又不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聚了一点财富，却成了罪恶，并且祸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补白：根据苏联的经验，原计划镇反运动中要杀掉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镇服人心。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报告，总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处决71.2万人，处决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如果按150万人计算，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