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张佑宇综合报导】1月8日，广州出台交通治堵草案，提出措施包括：年内提高停车费、研究收取交通拥堵费、研究推行限禁外来车进城等30余项措施。全文只字未提限公务车和限牌问题，对此，各界专家和民众提出了质疑，而国外如何使用公务车也成为讨论话题。
贵州都市报1月11日报导，不论是此前北京的治堵方案，还是这一次广州治堵方案，公车都是最大的焦点之一。因为一说治堵，老百姓就条件反射般的想到了公车，因为咱们政府部门的公车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了。有报导说，保守估计，广州公务车的数量接近20万辆，占广州市机动车保有量(161万辆)的12%。大洋网首席评论员万庆涛就表示：广州治堵，要先把公务车的数量大规模压缩了再说其他措施。但目前谁有把公车数量压下去的能耐呢？
南方日报1月11日报导，广州治堵方案，虽只字未提“限制公务车”，但是该话题却在坊间持续加温。市民对于是否应该限制公务车意见不一，但是在公务车合理使用的意见上，却十分趋同，认为政府应该公布公务车存量，禁止公车私用，减缓拥堵。
报导引用此前媒体报导的数据说，目前中国政府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广州保守估计，公务车的数量也接近20万辆，占广州市机动车保有量(180万辆)的11%，占广州市小汽车总量的21%。相比香港，其公务车占机动车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
国外公务车使用情况
日本：严格限制公车数量
南方日报报导中并举了几个国家使用公务车的经验。在日本，各部门内部用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专用车，另一类是公用车，他们严格限制专用车数量。如总务省2000多名工作人员，拥有52辆公务车，其中24辆是领导专车，另外28辆是公用车。通常，包车和租车占公务用车较大的比例。政府机构也不开班车接送工作人员上下班，鼓励职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
瑞典：电脑系统监控公务车
在瑞典，使用电脑系统监控公务车。每辆公务车上都安装了“公务”和“私用”两个按钮，配备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时，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车才能起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以便相关人员监控该车辆的位置。
博茨瓦纳：公务车有显著标识
在博茨瓦纳，民用车挂的是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而公务车则挂“红底白字”车牌。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公路上只有民用车行驶，因为博政府严格实行只准在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另外，政府所设的公车加油站，加的汽油也与众不同，呈粉红色。一到节假日，这种加油站都休息，不给公车加油。人们把公车叫做“廉政车”。
美国的公车谁在坐
法治论坛，作者海鼎一篇《瞧瞧，美国的公车谁在坐？》提到，中国的公车的猖獗，就连一些公车驾驶员都人五人六，江西一个原交通厅厅长的司机，受贿捞钱数百万。作者说，在读了知名旅美学者薜涌先生《美国人是如何使用公车的》文章，感触就更深了。
薜涌说“公车服务，在美国各地大致都有。专门针对的是低收入阶层和退休、有残疾的人员。你只需要登记，然后一个电话就可以了。”而多少年来，没有见过公车。麻省的前州长、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长年乘坐地铁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举了自己享用公车的情况：当年他还是耶鲁的学生时，因女儿的出生，很快用光奖学金，一贫如洗。而女儿要去趟医院不是件容易的事，走路来回要一个小时，乘出租要六美元，实在不舍得。便每次去医院，打电话叫公车。头一天约好，然后人家按时到家门口来接。“来的一般都是小巴士，空调等设施很齐备，甚至挺豪华。把你送到医院，然后定点来接。”还有他们对门邻居是位退休有残疾的女士，经常有小巴土来接她。公车司机每次都要下车把叠椅送到门前，等她坐定，推着她上公车。
薜涌先生说到他在美国唯一看到官员使用公车的事，是一位女“镇领导”开了辆警车来他家接“我女儿和她女儿一起到邻镇上数学课”，那是因为她自家的车坏了。一时没了交通工具，只好调来一辆公车。“我在美国十五年，只见穷人用公车。官员用公车，除了电视上看到的总统外，亲眼看到的仅此一次。”
1990年，该作者海鼎曾撰文《车辇虑》，对当时的公车现象感到忧虑，但二十年过去了，“公车的现象非但末遏制，反而俞演俞烈，到了触目惊心人神共愤的地步!为什么?真要好好反省，从机制体制上找原因吧!”他引用薜涌先生最后写道：“看来，公车到底归谁来用，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
公车管不住 治堵不可能
公车问题不解决，谈“治堵”难以让各界舆论信服。《贵州都市报》一篇（不管住公车，治堵就是空中楼阁）评论，就算北京让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和个人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小客车配置指标。但当时也没有令多少人满意，因为人们还在追问这一“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怎么落到实处，因为没有监督对不对？甚至连现在有多少公车人们还不知道呢，财政也没有真正的公开，那么，人们凭啥相信你说的“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呢？而这一次，广州显然是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干脆不提公车的事，比方说公车数量要控制在每年增加百分之多少以内，但接下来肯定会有人追问，现在公车还少吗？还凭什么增加公车数量呀？而就算是说“政府每年都要减少小汽车数量”也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吧？公众一问怎么监督就彻底解释不清了对不对？
《华西都市报》媒体作者时言平评论，公奔驰堵必须让公车驶离特权车道。特别是不能以牺牲民众权利和社会公平作为代价。“摇号治堵我们呼吁摇号的公开透明，限制外来车辆进城我们质疑有违路权平等的原则。”作者指，广州治堵不将公务车纳入限行的范围有失公允。一方面大力治堵，另一方面又把公务车撇开，任由其在特权道路上狂飙，此种作法不但会成为治堵的掣肘，更是明显伤害了社会公平。
网络舆论对车改和治堵同样不看好，有网友说“改与不改都一样，前几年进行一次车改，不仅没有改掉原来的公车腐败问题，而且很多官员借机大捞一笔。某地方，车改的时候规定，领导上下班不允许坐公车，但又规定按大小级别，每人每月享受上下班交通补贴。这个交通补贴居然比我们一般职工月工资还要高。并且在时间一长，车改风声过后，补贴照拿，上下班公车照样接送。”；还有网友评说“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
《贵州都市报》评论最后说，“所以，现在所谓的治堵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尽管治堵是必须，但治堵的前提是管住公车或者说公车实现真正的透明化，而管住公车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治堵实际上也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