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中国作为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近年又进入了社会矛盾高发期，每年都要发生许多别国难得一见的新闻与大事件，2010年当然也不例外。限于篇幅，本文从经济、环境、政治与外交四方面盘点2010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已注定将刻在历史的长廊上，还会对今后的中国与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一、经济篇：
1、谷歌中国迁移至香港
2010年1月13日，Google宣布无法忍受对搜索内容的限制将退出中国市场。在这个“缺乏英雄的年代”，这一声“说不”，顿时使Google成了万众欢呼的英雄。在与中国政府一番试探性的较量之后，Google最终于3月底宣布将服务迁移至香港，并停止按照内地法律要求过滤有害信息。
尽管Google这一壮举得到人权组织一片欢呼，但国际互联网巨头们却展示了另一种态度。比尔．盖茨这样的互联网巨头都不顾形象地出来表态，认为Google对中国市场不了解。互联网公司普遍认为，谷歌在面对中国这一特色鲜明的市场时，需要对自身战略作出相应调整，才能赢得市场机遇。
Google的中国困境其实折射了外国资本为了在中国市场生存而无法逃脱的两大定律：第一，被迫顺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包括向中国官员大量行贿）；第二，放弃在本土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律条，顺从中国政府的各种有悖人权原则的要求。
退出中国市场，确实于Google的商业利益有损。但Google从中国市场退出，再次将世界IT行业与中国政府之间那种不光彩的合作推向公众视野，使IT行业巨头在与中国政府进行那种不光彩合作时不再那么理直气壮。
富士康跳楼门，引发5至7月蔓延中国各地的罢工潮，江苏昆山花桥区台资书元机械厂超过两千名工人罢工，工人准备上街游行，被警察围住。Getty Images
2、富士康员工十三连跳事件、罢工潮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2010年1至4月间，台商郭台铭的富士康发生13连跳事件，这一事件除了使中国政府很看重的“GDP骑士”、中国制造的“成吉思汗”郭台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外，还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转折点：
一、富士康的困境其实也是中国制造的困境。这一困境就是：由源源不断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构成的劳工队伍、军事化的严苛管理、日不落的生产流程，既创造了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辉煌与富士康庞大的帝国霸业，也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难以持续下去的软肋（意指痛处、脆弱点）。
二、此事件成为引发5至7月蔓延中国各地的罢工潮。从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出现“第一跳”以后所发生的职工连续跳楼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对亚洲资本血汗工厂的尖锐指责。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零部件工厂工人罢工，要求加薪，该厂发起罢工的青年工人谭国成被称为“打响中国工运第一枪”。从此引发了中国外资厂（主要是亚洲资本）的罢工潮，随后蔓延至广东、深圳、江苏、江西、上海、陕西等十余个省分。
三、富士康事件及后续的罢工潮表明，依靠透支劳工生命福利的“中国制造”已走到尽头。近20多年以来，质量偏低的“中国制造”能在世界市场拥有很高的占有率，完全是依靠价格低廉的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依靠“比较成本”优势，以土地、劳动力价格、税收、原材料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自本世纪初以来，土地、税收、原料等价格都在上升，中国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低廉的人力成本。富士康事件引发了企业的加薪潮，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寻找新的“成本洼地”，有的迁往东南亚国家，有的则在中国国内西迁北移，还有的干脆关张了事。所有这些，表明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已是夕阳西下。
3、通膨之困
中国去年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物价持续成长，一些地区的物价已超过香港，民众积怨甚多。最新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的满意度已经降到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学生甚至捣毁学校食堂，抗议物价上涨。
自11月以来，中国政府启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物价，对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临时性限价，针对贫困人口发放补贴及打击投机等4项措施以来，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11月22～24日这三天之内连发4份文件，要求稳定物价。但从市场物价来看，这些措施只在短期内起作用，物价上涨之势并未被真正遏制住。
关于通膨原因的争论涉及到通膨之势是否能够被真正遏制住。官方想方设法证明是“输入型通膨”。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认为是因为美元发行过多，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膨冲击，给中国企业造成困难。但陈德铭这一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其他金融官员的说法相悖。
事实证明，过去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加了7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的说法完全否定了陈德铭的“输入型通膨”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超量的货币供给”，就是依靠央行不断增发货币。
上述问题将会对今后中国经济走势起极大影响。人民币仍然必须承受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双重压力夹击。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和汇率变动将成为考验“中国制造”的两个主要因素。北京方面已感受到这种压力，多次提出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当前要务。从中国现有的技术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状态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环境篇：
去年中国的环境灾难不断，表明过去三十年以来以透支生态系统为代价支撑的中国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中国政府在灾难初期拒绝外援，导致青海玉树地震的新闻亮点竟成了中国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喇嘛救灾”。Getty Images
1、中国玉树地震
2010年4月，一场7.1级的大地震袭击了中国青海省玉树自治州，两千多人丧生，近90%的房屋倒塌或受损。由于玉树地处中国的政治敏感地带──西藏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灾难初期拒绝了国际援助，但严酷的自然环境既令救援物资进入当地困难重重，也使内地救援人员的高山反应而使救援力度大打折扣。
因此这次地震的新闻亮点竟然成了中国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喇嘛救灾”，那几幅身披红色袈裟的喇嘛站在高高的废墟上奋力救灾的照片随着互联网传遍世界。事后，青海省政府又发了一通文告，说明所有的救灾钱款与物资要由政府统一调度使用，使得救灾捐助者热情大打折扣。
8月8日凌晨0时，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洪水夹带180万立方米的泥、沙、石，呼啸而下，瞬间淹没三、四个村，七、八百户被埋，更冲进繁华的县城。Getty Images
2、舟曲之覆与生态灾难
外国媒体将中国青海玉树地震列为去年全球的十大灾难之一。但在中国境内来说，甘肃舟曲之覆带来的阴影与惊恐，不仅大于玉树地震，甚至比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更为深重。因为中国人已经清晰地感到，舟曲这类缘于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生态灾难正在逼近。官方公布的数据证实了国人的惊恐并非杞人忧天：去年1至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权威消息证实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这种隐患点重点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就在舟曲之覆后不久，汶川遭暴雨重创，北川两天300起泥石流。
除此之外，2010年中国西南五省持续几个月的大旱，以及北方频发的沙尘暴，各地频发的泥石流，使中国媒体不由得发出感叹：生态报复来临，中国环境提前进入“2012”。
频发的生态灾难，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是人类不当开发所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建立在对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的生命福利，现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难以为继。尤其是生态安全涉及到一个国家最终的政治安全，这是2010年舟曲之覆给中国人发出的警告。
三、内政外交篇
最近两个月内中国内政外交发生的变化很有看点。
一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中共再次表态，“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了中共始终坚持的发展和政治战略：通过由政府控制资源分配大权的“市场经济”实现经济高成长率，同时依托一党专政体制为维持社会稳定（即中共的统治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政策大幅度调整方向，将外交政策从大约五、六年前与和平崛起理念配套实施的“有所作为”再退回到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从中可以推断出中国政府今后的方向是内部维稳，外部维和。
对今后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将起作用的有以下几点：
1、温家宝政改烽火戏世界与红色太子党接班
中国历史上有一著名典故，叫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讲的是西周末代君主为博宠姬褒姒一笑，不惜点燃烽火戏弄诸侯的故事。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也玩了一把政改烽火，只是烽火的规模比当年周幽王大得多，后果却远没有周幽王那么严重，不过是媒体浪费了不少版面，拥护者白白耗费了热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的动机远比当年周幽王高尚，并非为了牟取私利，主要是为了安抚国内外期盼中国早日实现自由民主者那饥渴的心。
温家宝从去年8月深圳讲话开始，曾七言政改。温相在深圳的讲话先是被国内“零八宪章派”放大解读成党内高层改革派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继之被不少英文及多语种媒体热炒。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
10月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成果，是确定了老太子党成员习近平接掌第五代领导核心大位，如果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与刘源（刘少奇之子）都如传言所说将获大用，那么红色董事会──中国建国第一代元老的太子党们将从总经理手中接过控制权，谁能说中国的精英选拔机制的主要因素不是血缘？
民间及国际社会期盼中国政改，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有强大需要。习近平政治态度保守，从2008年以来不断推出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师毛故智强化居委会作用，将东西厂制度的人民战争版本再度引回中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激烈，政改话题会不时回到网络空间。
2、外交政策从“有所作为”回到“韬光养晦”
2010年12月7日，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文章：“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此文发表在外交部官网上后，迅即被新华网、人民网转载。
从3月借“民调”宣称中国将在10年后成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领导者，转而为低调谦虚地表示“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继而由储君习近平于11月14日访问新加坡时向李光耀表态，要把邓小平永远不称霸的承诺传承下去；12月15日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时也做出同样承诺。被称为去年中国高层访问的收官之作是温家宝访问印巴两国，姿态也非常友好善意。
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完全是因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迫使中国再度宣布“韬光养晦”。
自从中国2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抖了回精神之后，随之而来就得应付汹涌而至的指责，如“中国在要发言权时希望坐在前排享受大国风光，履行责任与义务时却坐在后排称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等类言论。
紧接着是在西方世界应付没完没了的人民币汇率与贸易纷争，在亚太地区与邻国陷入领土领海之争，结果是被中国用力挤出亚太地区的美国藉机重回太平洋。最近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北韩，中国的老法宝六方会谈被美韩两国一口拒绝，以为自己在亚洲游刃有余的中国终于被挤到墙角。
在此情况下，中国再四面出击显然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再次祭出“韬光养晦”的法宝，声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政治上，我们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戴秉国给世界各国喂的定心丸各有对象，“不当头、不争霸”这话是说给美国听的，“不称霸”是说给东亚及东南亚众邻国听的。
中国发生的上述事件与内政外交方略的调整，对中国与世界产生的影响将持续发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