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对 “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要求变法维新人物，亦因光绪皇帝的宠幸而从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专制统治“体制内”的改良派官员。于是，在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下，光绪遂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决意维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满族贵族的特权；在言论上准许办报办刊和上书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在实业发展上设立农工商局以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及发明创造，发展铁路与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在军事上，统一制度，裁撤绿营，力行保甲，改练洋操，使用洋枪，训练海陆军；在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并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虽然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废除满族特权等变法内容，相对于百年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期间仍然要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坚持不予人民以办报办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机以一再扩大其层层统治集团特权等倒行逆施而言，其历史的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但是，这个政治变法，因仍旧要保留君主制度，并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推行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即维新，因而，这个变法，才非变制，才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属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第二、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和西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却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虽就此而魂断中国，但它失败的原因，还是足以为后人鉴。
就变法失败的原因而论：一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们，绝不甘心让出丝毫的权利。他们不仅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统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维护这个统治来维护自身的特殊权益。所以，以湖南为先的百日维新运动，固使朝野震动，天下共拥，但因它触动了、更触痛了顽固派和一切守旧势力的利害和神经，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议汹汹。特别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里坚持三个不能变，即“坚持三纲五常不能变，坚持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暗里却要坚持四个不能变，即要再加上一个“西太后垂廉听政的最高权力不能变”，所以，西太后仍以其无上的权力，将为光绪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运动，腰斩在满清专制王朝的龙陛之下。
二是变法排斥了真正皇权在手的西太后。实事求是地论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权也是西太后的皇权。在帝党绝非后党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争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对，直至变法竟被看成是对她最高权力的挑衅，变法失败的命运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的话，实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为变法的制度局。制度局为康有为所设计，为变法改良志士所组成，更为轰轰烈烈变法的策源地。虽然，无制度局，变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库和强干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认为将枢密院之权、六部之权和督抚将军之权“夺尽”，使“百官皆废”，几已代替了整个朝廷，因此，变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几乎所有旧官僚的反对。这就为保守官僚与后党同气相求，与康梁为敌，直至群起而反对变法，制造了借口。而这个反对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战胜不了的，也是光绪皇帝所无力战胜的。
四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仅是“祖宗之法可以变”。作为变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变法，甚至要从“西洋有教、而我无教”的巨大遗憾出发，要“抚圣教以塞异端”，直至将“亟立道学”当作变法的重要思想内容和强国的根本办法。康有为不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进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对天主教思想统治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反而将张扬和独尊孔子之学，当成了这一场变法的思想基础和根本追求。这就不仅还了康有为作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来指导自己所提倡的变法，从而只能导致变法的失败，直至为他在辛亥之后，一意独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复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铺垫。
五是变法未能欣遇一个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条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带来王朝的妥协，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民主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国等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宪直至虚君共和的历史，便是明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然而，戊戌变法的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弃，八国联军尚未兵临城下，变法又是由一批走进了清王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年轻无权皇帝的“自觉变法”。因此，仅仅依靠他们来“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后，当王朝命运飘摇之时，西太后虽仍拒绝康梁变法，却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参见下文）。
六是变法的失败乃为时为势所决。如本章开篇所述，清王朝在历经鸦片战争和天国之乱以后，国势早已由盛而衰，不仅已经走上了一个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运交”整个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场意在变法而非变制的政治改良运动，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专制政治行为改良的变法，也就失去了它获得成功的历史依靠和时代条件。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开放运动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缘由，又是一场只想在旧专制体制内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变法无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场要求专制政体自己实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只能 “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发生与天下共弃
一、革命的悄然发生
一八九五年，几与康有为率领千名举人“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时，孙中山不仅将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且密谋广州起义未遂。
孙中山，这个广东香山农民的儿子，一方面因自小就听够了洪秀全反清的农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时曾随兄赴美国夏威夷读书，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熏陶。后来，这个既未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断了源头和联系、又饱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也就在汉族受满清专制之苦和中国受列强欺凌之甚的时代，既深藏排满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在他的眼里，又无非是“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战败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并且“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阙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其“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天职”。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战起”，孙因“时机可乘，乃赴檀岛”，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兴中会”，确立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几乎与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而起，却又在一开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对立面的革命，就是这样地因为一位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与立志，而悄然地发生了。
二、革命为天下共弃
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却使孙中山发动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弃。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洪水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09
革命初起，不单遭遇国人的唾骂，而且遭到海外华侨，特别是美、日华侨的冷遇。孙中山虽于中日战起，即赴檀岛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一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寥寥”。而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他说：“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太平洋西岸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邈邈，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10 至于万余日本华侨，“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它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11
斯时，革命一难于国人未醒，二难于华侨风气未开，三难于“由乙未初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甚”。12 虽然，“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全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13
第二阶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阶段自戊戌政变至一九零零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是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运的飘摇期和民主革命的松绑期。
本阶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维新失败，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因以而得势，志在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因以而失势，政治上既重现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裹足难前。然而，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经使清王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占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本阶段，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为等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为“保皇会”。梁启超等也在日本创办了 “清议报”，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则于上海成立了“正气会”，后改为“中国国会”，谋请光绪皇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一九零零年，康有为在海外华侨、特别是北美华侨的经济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军即“勤王军”七个军，决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时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张之洞于一日之内即捕杀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难，遂使康、梁、唐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业惨遭失败。由是，一场意在专制改良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惜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以进行武装改良，甚至并不在意这一场武装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动乱、暴乱、混乱、直至国家分裂的结果，但因它仅仅是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会遭遇彻底的失败。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阶段在民主革命派，却因为政治改良的惨败和王朝命运的飘摇，而使得孙中山所发动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松绑期。一九零零年，由孙中山亲自发动的惠州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了，但是，国人不仅不再骂民主革命派为乱臣贼子，不仅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为大逆不道，相反，如孙中山自己所说，则是：“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较，差如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国社会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兴起之后，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终于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对比和民心所向上，开始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终于来临。 诚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虽然，这个转折，也还会出现一波三折，但是，这个转折的方向却难以改变了。
第三阶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宪改良的兴起和失败
一、保皇改良的没落与立宪改良的兴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虽然将一场意在推动清王朝进行专制政治改良的政治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个人愿望，并再一次遭遇了惨败，但是，以康、梁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们，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当作他们的天职，把能否救出光绪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绪皇帝的帝位，当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们个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见光明的前提及保证，所以，他们才会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视为仇敌。为了攻击革命，为了保卫光绪皇帝及其帝位，更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为于一九零二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坚决反对革命，誓言保护大清朝。梁启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便是他们“为虎作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庭为尤胜”。然而，光绪皇帝之不救既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为事实。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为康、梁等人的一个梦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兴的民间改良人士，已开始公开抛弃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宪，即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改变和发展成为要求清政府用立宪的方法进行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从变法走向变制。这便是立宪改良派的历史由来和政治要求。
二、立宪改良的发展和失败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指日本为改良成功的误识参见上卷第六章第一节 —— 作者），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日本组建“政闻社”。戊戌之后的政治改良派们至此乃步调一致，为推动政治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更自觉地和拼命地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他们甚至将立宪改良当作扑灭革命的良药来劝进清政府说：“若夫政治日益暴恶，虽日取革命党而杀之，而革命党之发生如故。传曰：敌可尽乎？此之谓也。以其无术靖革命党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机真动，其革命党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迫。改良派虽迫切期待成立责任内阁，临了却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参见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都说明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从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为革命—— 这个普遍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而并非只能与革命形成绝对对抗的理论内涵。然而，历史的明监是，改良非败于革命，实败于清庭。其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进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则改良成，清庭不改，则改良败。因此，政治改良派们纵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蓝图，别人不识，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第二、清王朝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个不能变
戊戌之后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由是，西太后虽从三个不能变退守两个不能变，但实际上仍是从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了三个不能变，因为西太后的“垂廉听政”还是不能变。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部分康梁新政，虽然为时已晚。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虽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却再造贪污公行和腐败益深的社会政治局面。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以维系王朝统治，却为袁世凯练成私家之军，构患于辛亥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竟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虽允许局部开放言论，后期则苛以限制言论。唯 “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做法，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反叛满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开放的内容和成效。这个内容和成效只能说明，清王朝的垮台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诱以立宪改良、旨在扑灭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败公行，腐烂益深，危机加剧，则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17
就前者论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决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因五大臣考察归国，带回者乃是“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这样一些“立宪的好处”，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国体、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要旨却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将立宪日期定于九年之后。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布改革官制，却借机“黜汉员、擢满臣”，造成大权、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 “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于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逼迫，为进一步诱改良以灭革命，乃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却以“君上大权”为大纲的核心；宣布“议院选举法要领”，竟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诏告“逐年筹备宪政清单”，所列条目竟全然与宪政无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崩殂，于时因革命风潮大张，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才一边假意敷衍改良，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意在收买改良人士，以共同扑杀革命；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同时，面对着体制内政治改良派 —— 各省咨议局议员日益高涨的立宪要求和四次请愿行动，清政府或以国民知识不齐等借口以拒绝之，或以横议干政为由革职查办体制内官员以压迫之，或干脆以押送赴京请愿的议员回籍以绝立宪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
就后者论之，简单地说，清王朝所实行的便是一个“杀”字，即杀革命党。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起义失败止，清政府对革命派起义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极端残酷的。一九零七年黄冈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会的花名册，乃按图索骥，残杀革命党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党人范传甲、张劲夫、田激扬等都被捕被害，连起义中的临阵畏缩者薛哲，在为人告发后亦遭杀害。安徽一省因牵连而被杀害者达三百余人。徐锡麟在刺杀恩铭被捕之后，竟被挖心以祭恩铭。至于非起义状态下的革命党人，之被抓、被杀、被严刑拷打折磨和游街示众，实屡见而不鲜。著名民主斗士、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曰：“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三、孙中山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志在建立民国，“于斯竟成”
一、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18 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19 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20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21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22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24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 “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26 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27 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31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2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33 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着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35 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37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干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39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 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40《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42 “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43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 “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 “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河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45 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 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干，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46 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47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49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之！”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51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