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７日闭幕。宣告依靠大量投资、增加物资消耗取得GDP增长的“救急”式经济发展方式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最佳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调养”式经济发展方式。在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单纯追求经济的单方面增长，只能使结构更不合理，而这不合理的结构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无容置疑，大陆有够水平的专家，确有明眼人看出了问题，知道实现这种转变是必须的，才引起官方如此的重视。这种转变能否成功，是问题的关键。
鉴于中国大陆的官方报导总是指出过去的不足以衬托今天的好，而明天又揭下面纱，把今天的不好暴露出来，再把好留给明天这种实际情况，难免有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能否实现这种转变持怀疑态度。通过对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与矛盾进行分析，或许能找到持怀疑态度的其它原因。
1.在通胀严重的条件下 “调养”能否取代“救急”？
中国大陆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胀问题，特别是关系到民生的食品和住房价格的增长幅度更是惊人，百姓叫苦不迭。燃眉之急是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怎样控制和抑制？靠宏观调控吗？那只能维持一时，而且难免“救急”之举；从长远看必然会被市场经济所代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只能是趋于形成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会进一步引发价格上涨，带来更为严重的通胀问题，这个矛盾解决不了，如何实现“调养”，亦即经济的稳步发展。
2.在贪腐之风盛行的条件下 改善民生能否成为工作重点？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居民消费不足，有专家提出：“只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老百姓收入提高了，保障健全了，才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也才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怎样改善民生？首先，方针政策得向民生方面倾斜，真正的为百姓着想，要增加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这些在贪腐之风盛行的条件下，从未实现过。其次，投资得向民生领域倾斜，在增加就业、改善生活条件方面下本钱。但这在以往总是被面子工程所替代，一个奥运就花去中国百姓好几个亿，树立大国形象与牺牲百姓生活孰更重要只能由官方来决定，不能像民主国家那样由投票来决定。所以，此次经济会议后，在注重改善民生方面会有多大变化，仍不敢乐观。
3.靠城镇化放宽对农村的户籍限制是曲线救国
城乡户籍的差别决定了享受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就业、住房等社会待遇的不同。这是制度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经济工作会议把“安排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并不从户籍制度本身入手，实在是令人费解。
以户籍做诱因实现城镇化，似乎是在鼓励这种差别的存在，又似乎是一种政治手段，用政治来影响、决定经济的发展。把制度和经济溶在一起，将“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绞在一起搞城镇化，意欲何为哪？或许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手段实现城镇化，或许只是给农民一个定心丸、安慰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