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 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 “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 “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 “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 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