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爷爷在北京做官，后回家安享晚年，鲁迅的老爸是秀才，一年科举，老爷子想给自己的儿子弄个功名，正好主考官是自己的同僚，下乡巡查。机会难得，叫下人（据说是闰土他老爸，不然鲁迅和闰土他老爸怎么那么亲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鲁迅心想：他要是行贿成功了也就不会那么落魄了，真是不争气，让我这么不幸。）带了10万两银子去行贿！送了一盒礼品，里面夹着10万两的银票。主考官收了礼，心知肚明。办事的也上岸了。本应皆大欢喜！迅爸爸也就名正言顺的做官了......同主考官一起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监察长，那还了得？主考官见包不住！就上报了，老佛爷正生气着，杀-----！于是鲁爷子官也掉了，家产也查封了，儿子也坐牢了，不久就病死，费了老大劲才把鲁爸爸从牢里买回来--，于是鲁迅就降生了！在这种破落，郁闷的环境中成长的鲁迅不成为“思想家”“革命家”才怪！
鲁迅科举肯定无望了，如果他家没有他爷爷那招，那他多半也是去科举。行郁败露让他家前两代败类本性暴露无遗，让他没法在中国呆下去，他也不可能继续呆下去，只好留学，他和他弟弟一同留学日本。于是就有这样一段话，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情景：
“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祭孔！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礼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既然知道日本同样是个儒学大国，为什么偏偏要反对中国学儒？原因就在上面的三段话中。他可以说日本什么都好，但就不会说日本是个儒学国家。他只管批清朝末期的社会现象，冥冥中，就栽赃给儒学，栽赃给孔子了。他怎么不介绍日本的儒学是多么兴盛？
那时日本的儒学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涩泽荣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５００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这就是日本著名的经济.这也同样对二战后日本重建,迅速跃进第二经济大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如今日本仍是用的这一套。
1936年10月19日，他死了。第二年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1941年，与鲁迅一同留学日本的弟弟，沦陷区留日大文豪周作人上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头目呀）。大官呀！周家终于有钱途了。好境不长，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毛泽东批了：“照办。”
留学日本的学者中，周树人周作人就是不同。他这类极端分子，可能会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鲁弟子们，你们见过极端分子有容忍之心？他到是学会了“忍”，忍到极点就是报复。他要翻身，他要报复，他要灭世。要灭中国，必灭其魂，中华民族之魂正是孔孟儒学。灭它后，中国就名存实亡！那时的“中国人”还叫中国人？
孙中山也去过日本，怎么他却护儒？
看看他的经典杰作：
《狂人日记》四：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毛泽东语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人吃人”顶多只是比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鲁迅书中的人吃人纯属捏造吧！在最崇拜鲁迅的文革时代却出现了！
鲁迅既然敢谈“人吃人”，他怎么不多活两年看看下面的人吃人？
下面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柳州地区有两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环江县，另一个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
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惧。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人吃人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史实证明，屠杀者和吃人者都是保皇派的"联指"。大批被屠杀者和被吃者都是造反派"4•22"，以及同情"4•22"的群众和无辜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武宣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仅90多公里，虽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扼南下贵县、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红水河流经县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这个并非荒蛮之地的武宣县文革期间却上演了一幕幕疯狂野蛮的人吃人的惨剧。
1968年5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搜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武宣"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务价值26600多元（1）
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4•22）人肉事件。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史实。
1968年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2）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十八大队长，解放后，担任苍吾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区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焦味飘荡，一片阴森状令人不寒而栗。（3）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4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喝酒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4）
该县于4月5日成立革委会。相继又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和"武装纠察队"，但县革委会、人武部、"联指"、"贫联"、"武装纠察队"是穿着连裆裤的"联指"派，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造反大军"当"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援"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打伤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5）这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据民间的统计，武宣县有超过200多人被野蛮吃掉。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然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区都积极处理了"文革"遗留问题，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美化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韦国清，刘重桂）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了武宣"联指"中部分人吃人肉的严重事件，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就被捂住了。
1983年中央改组了区党委，开展了"处遗"工作，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才得到一定处理。（6）
广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载，除武宣县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一一罗列如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九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委支书隆秀佳俩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爱玉、韦倍家俩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是一起野蛮残杀人命事件，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该区后来乱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处遗"调查统计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其杀人手段极其野蛮残忍。（7）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8）
5月28日，大兴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十个民兵枪杀何以路等人，杀害后还剖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9）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人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3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毙陪祭。
乔贤大队的豪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
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烧边哭，泣不成声。
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这是一起派性报复杀人事件，（10）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甚至变态。
钦州地区剖腹食肝手段野蛮残忍至极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等人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