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左派”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着左、中、右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凯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凯与中共党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凯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很滑稽地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凯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凯，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凯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19 廖仲凯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凯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凯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凯“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凯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决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廖仲凯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同志，“试图清除出党”，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 一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我们不独要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 竟将党中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凯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凯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的话，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凯的帮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着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中国共产革命将 “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凯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兼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的谎言；因此， “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党来……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切。” 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共的 “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屡发表 “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 “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 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