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我着手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之时，感到缺少一块拼图，即中国媒体人对政府控制媒体的经验自述。我当年虽然存有6本工作笔记，但一则本人是著述者，不能强调个人经验；二则我所供职的媒体并没有全国影响，因而这一块就只好留白了。但我心存希冀：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媒体人，说不定会有某位有心人为历史留下一套详细的工作笔记。
艾未未2010年12月2日对16位媒体人的采访，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采访的媒体人均供职于现阶段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其中既有南方系列，也有在属于“外宣刊物”的《凤凰周刊》，还有新兴媒体互联网的总编。作为采访者的艾未未能够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机智地设问与追问，将媒体、媒体人在中国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大都涉及到了，算是为这段时期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留下了一份媒体人的职业体验文本。如果说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各种法规性文件算是控制的骨架，这些访谈则有如血肉，让人看到了许多控制的细节。
首先，这篇访谈触及到中国政府－媒体－民众这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媒体人就知道媒体在西方社会被称为“第四权力”，中国的利益受损群体也早就学会向媒体求助。但面对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控制，媒体人确实产生一种深刻的职业无力感：“因为你感觉到一个无形伞，它控制了你，你没有办法” （喻尘）。这一“无形的伞”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指的当然是政府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让媒体人每天都在考虑如何自律，如何确定新闻的安全边界，如何能够既不辱没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又能够保媒体平安――我当年在媒体工作时面对宣传部门的经常性指责曾感叹：在中国媒体工作，犯错误是绝对的，不犯错是偶然的。没在媒体工作过，或者在媒体工作却从不触碰敏感话题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种走钢丝的感觉。
在这种控制下，媒体人即使想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报道利益受损者面临的剥夺与不公，以影响政府决策，也经常有心无力： “作为新闻媒体来讲他就是飞蛾扑火的感觉，前面一片汪洋大火你飞进去之后，就可能一点作用都起不到，增加你职业的挫败感。”（符伟）
其次，这篇访谈展示了媒体人如何在政府控制的缝隙中打插边球。由于新闻事件发生的不可预知性与网络传播的快捷及广泛性，政府控制媒体注定无法象毛时代那样滴水不漏，“从新闻报道这方面来说，被限制住的题材越来越少了，报道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是不可控制了，……当局控制新闻的手法可以说更专业，更严厉，并且更有效，但是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是背离的。他们总体上是没有一揽子的计划和方案。”（程益中）这种状况给了媒体人一定空间，比如打时间差，在上级禁令没下达之前赶紧报道；或者从另一个角度另辟蹊径，“合法越界”（杨磊）。在艾未未VS陈晓莹的访谈中，两人对2010年上海大火采访的细节，能让读者体会到中国先进媒体人的含辛茹苦及见缝就钻的精神。面对无处不在的“上级”的多头管理，媒体人还得学会如何与“上级”打交道。当上级来邮件通知说某报道“不可以”时，“我们现在问为什么不可以，这也是一个不停地交涉的过程。”（杨磊）
艾未未对《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的采访，凸现了在中国做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之艰难。“感受就是做新闻不容易吧，在中国，挺累。就是把握那个平衡挺辛苦。”这“平衡”就是在当局容忍的底线与媒体的责任底线（即戴说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之间寻找一个“点”，既能让媒体不堕落成“喉舌”，又能让媒体存活下去。戴自更对琐事一点一滴的叙述，以及他经常感受到的压力，几乎是每家有责任的媒体负责人的日常生活。（《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曾苦涩地自嘲：“写检讨是南周负责人的基本功”。）
第三，从艾未未对这群媒体人的采访中，我看到了值得高兴的现象：在媒体从业者当中，一个价值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底线是要讲“常识”，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有正确理解。虽然这个共同体还只存在于全国少数媒体及几家网站当中，但我相信这个共同体有如火种，将不断燃烧并照亮中国的媒体行业。若干年前我曾说过，中国以《南方周末》为主体的南方报业犹如中国媒体业的黄埔军校，它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有职业精神的真正媒体人，这些人现已逐渐成为媒体行业的骨干，对推动中国新闻自由化具有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媒体业的现状是：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未稳定；生中死，死中生；生无穷尽，死无止境。艾未未这组访谈展现的正是中国媒体人在严厉控制下的困惑与韧劲，它补足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一块拼图，这块拼图对研究极权国家的媒体控制非常重要。
（艾未未在北京举行的“八小时论坛”上与16位媒体工作者的对话内容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