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怎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
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当护士将输液针刺入头皮，1岁大的儿子开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李文娟的儿子是这所医院每天输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儿一样，他因为感冒来此求医。
李文娟并不知道，输液将让她的孩子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专家孙忠实说，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在中国并非是新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短短十几年间，伴随着医改的进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在医药卫生领域却出现罕见的反例。在“人均输液8瓶”之前，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
1月11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将通过公立医院改革改善“输液过度”问题，被认为实际认可了“人均输液8瓶”的说法。
不过，在医疗卫生系统，“人均8瓶”说法却引起了反弹。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对数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出来的，我认为不准。”吴永佩说。
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得知朱之鑫的说法后，他曾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某大型输液企业核实，对方告诉他，这家企业2009年共生产22.1亿袋输液产品，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7.9%。吴永佩经过计算，认为当年输液产品的产量是79.2亿袋，远低于朱之鑫说的数字。
吴永佩没有说明上述市场占有率数字的出处，且要求本报记者不透露该生产企业的名字。
吴永佩说，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发改委主管医改工作的领导，朱之鑫讲这种话“不应该”。
“怎么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吴永佩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我愿和他辩论。”
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国家发改委秘书处，希望就输液问题联系朱之鑫本人采访，结果被对方婉拒。
作为研究输液产业多年的业内专家，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秘书长顾维军对于104亿袋的数字基本认可。由于朱之鑫兼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顾维军推测，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尽管质疑数字的准确性，但吴永佩也承认，中国确实存在“输液过度”问题，单就病人群体而言，人均输液量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
年产量：11年增长四倍
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据顾维军介绍，1998年中国化学药品工业协会统计的输液生产数量是19亿瓶，加上医院自制输液四五亿瓶，总共不过24亿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两瓶。当时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生产和降低价格，以求赶上国外平均水平（2到3瓶），满足国内患者需要。
结果自那之后，中国输液用量突飞猛进，年均增长率近20%，输液成为与抗生素、针剂、片剂等并列的医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关于大输液市场分析报告中读到这样了字句：……2001年，一股改建、新建、扩建输液生产线的热潮席卷全国……当年产量即达到31亿瓶，比上年增长30%。
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间，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国外两倍以上。
中国的医药企业一向以“做不大”饱受诟病，然而，输液产业却是例外，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崛起了若干输液企业巨头。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伦集团在短短十年间，就以年产20亿袋（瓶）成为全球最大的输液生产商。不过，据顾维军介绍，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除了输液产品本身，输液还拉动了若干相关产业。据顾维军介绍，中国除了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还有几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几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而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均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副院长胡仪吉见证了医院输液几十年的变化：他当年从医时，儿童医院每天病人2000人，输液的不过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现在输液从治疗方式变成给药手段，儿童医院内科系统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输液。
充满风险的给药方式
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闻曝出之前不到一个月，5岁患儿夏臣森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时出现异常，后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经专家调查，夏臣森的输液异常很可能因药物配伍禁忌引起——有两种药本不可同时加入到盐水中。
夏臣森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10天内第二起患者输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岁的患者在该医院输液后，刚走出医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均无相关统计，没有人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输液引发的药物不良反应。不过，来自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相关数字或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这个中心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静脉给药（即输液）占到84.8%。
在孙忠实看来，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事实上，医药界并无分歧：药物直接进入静脉血管，输液这种给药方式充满风险。“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用药共识。
上海医生陈晓兰说，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和配伍禁忌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操作（穿刺过程、滴速和用量），盐水（糖水）的质量，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旦出现问题，又很少对同批次的输液器和液体进行检测。
与单纯的盐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疗性输液产品可能蕴含着更大风险。2006年发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治疗性输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经国家药监局认定，该药没有按当初批准工艺生产。不过，有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实上该药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为输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为特点的中药，在制作成输液产品之后，也经常成为致命杀手，如双黄连、鱼腥草、莪术油等中药注射剂近年来问题频发。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开始重新审评中药注射剂输液型药品。
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患者而言，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并不难懂的风险，正如李文娟的情况一样，人们的观念中只有——输液好得快。
医生个个成“一瓶”？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
为什么中国人头脑中会有如此奇怪的观念？它们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被置入患者的头脑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名医药界人士称输液过度是医患双方的原因。孙忠实说，在输液问题上，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顾维军则将输液视为“社会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输液好得快”的认识误区。此外，还有说法称，医务人员给病人输液多是无奈之举，“我不给他打（点滴），他就要打我”。
不过，法律界和医学伦理学界部分人士却对此持不同看法。卫生法学者卓小勤认为，将输液问题归咎于患者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医患关系中，患方总体而言是被动的，没有医务人员的误导，患者不会形成对输液的认识误区，而即使是有少数病人坚持不必要的输液，也只能说明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职责，未就输液的风险作出说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医学伦理专家邱仁宗认为，输液过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部分原因是患者的认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追逐利益造成。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被普遍认为是造成输液过度的制度性因素。孙忠实认为，作为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输液本身，而是在于联合用药。孙忠实估计，与若干年前不同，当前输液中已经极少有单纯的盐水、糖水，90%以上是联合用药，其中抗菌素占到相当比例。
陈晓兰则将输液形容为“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观察费（尽管未必有真正的观察）、注射费、输液费等。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华（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所在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输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可以大剂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对于护士而言，其奖金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因此护士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背后给医生好处。
陈晓兰对此深有体会，据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某医院进修时，发现该院一名医生因为常给病人输液，被同事们讥笑为“一瓶”。然而10年后，陈晓兰发现，大部分医生都成了“一瓶”。陈晓兰担心，在现在环境下，如果限制输液，一些医生已经不会用药了。
输不输液谁说了算？
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
2006年，陈晓兰成为上海市医保局聘请的数名“社会监督员”之一，有一次医保局开会时，陈晓兰就输液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医保不该报销那些本不必要的输液治疗。结果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说：病人是否输液应该由医生决定。陈晓兰则认为：应该由病情决定。
陈晓兰认为，输液滥用本身就是医务人员违反用药原则的结果，而医院管理层和卫生、药监、医保等部门的不作为又纵容了此种现象的蔓延。
在孙忠实看来，输液泛滥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临床药师岗位的缺失。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临床药师制度，以监督医生合理用药。而我国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在孙忠实看来，如果该制度能成功建立，将会有效控制输液的滥用。
而在陈晓兰看来，中国以前的医疗体制中，原本有“药剂师”这一重要岗位，其主要职责是对用药安全进行把关。如果医生开出不安全、不科学的输液方，那么“药剂师”审核时就可以退还处方，实际起的就是临床药师的把关作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医院的“药剂师”变成“执业药师”，其原来的职能不复存在。于是，中国医院极少再看到药房因用药安全问题退处方现象。
按顾维军的说法，当前医院的药师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搬运工”，主要是保证医院的药品供应，离国外临床药师的职业定位差得很远。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问题已引起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然而，对于同样滥用的输液问题，却几乎未加任何控制。在孙忠实印象中，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国家药监局，从未单就输液过度问题发过文件。
随着输液量急剧加大和输液安全问题频发，以上海为主的部分医院纷纷成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内容是在医院内部成立独立机构，在药师参与下集中配药，以保证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由于临床药师制度未能建立，该做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多收一项“药事服务费”。而此项收费一旦批准，很可能在医院内部建立起一个新的鼓励输液的机制。
并且，推行此项做法的医院，多是由企业出资建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疆的几所医院在实施这项改革中，出现了这种现象：医院曾与企业签订合同，后者资助前者建立配药中心，前者则必须使用该企业生产的输液产品，而且要达到一定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暗合了医药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不是需求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和监管，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该人士说。
这种做法被部分业内专家视为企业和医院的“双赢”，但批评者担心，输家将是患者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