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陶懋颀 作者 胡显中
陶懋颀是我在南昌心远中学时的同班同学。1947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时间告知的那个人就是我。足见我们友谊之深。1948年我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奉命发展党员，其中就有陶懋颀。解放后，我继续“革命”，他继续念书，进大学深造。此后几十年，我俩虽生死两茫茫，却不思量，自难忘。
大约是1979年，我还在煤矿从事强制劳动。某日一大早，刚下晚班，本应是睡觉时间，一个姓孙的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懋颀的吗？”“认识。”“什么关系？”“中学同学。”“还有什么关系？”迟疑片刻，我说：“还有就是，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入什么党？”“当然是共产党了。”
只见他突然用惊异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来你还是个共产党？”“当然。不过现在谈这些，似乎没什么意义了。”孙干事叫我马上写份材料。他可不管现在是不是我的睡觉时间。我这才知道陶还活着，正在办理恢复党籍的事，需要我这个劳改就业分子给他作证。
年底，陶寄来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获至宝，一字不拉地读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问题比较复杂，为此我曾问计于陶。他早已平反，并且频繁参加学术会议，非常活跃。他约我定个时间，到北京和他见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等到了参加学术会议刚散会的陶。他建议我写一份材料，由他转交胡启立。
由于交谈机会太少，我们一直没有时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周年，我先后读了北大当年的学生右派陈奉孝的《梦断未名湖》和王书瑶的《燕园风雨铸人生》两书，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来是他看了从国外进口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译了这份重要文件，并加上一篇重要序言，准备在《广场》上发表。可惜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没能实现，陶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今天看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文献，足可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媲美。如果说《人权宣言》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那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自我吹嘘什么“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背后的惊人黑幕，让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惨烈血腥的大屠杀、大阴谋，从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现代封建极权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刑。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相反，惨败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苏联斯大林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近4000万，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7000万。毛泽东最优秀的学生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在一个仅800万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时间里竟杀害了170万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所以全世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必需彻底消灭这种吃人、杀人的制度。只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死刑判决推迟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前后才开始执行，到今天仍然没有执行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和虚伪，给那些被共党洗脑洗得神魂颠倒的人们一帖清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杆信徒毛泽东害怕了，恐惧了，颤栗了。他断然采取行动，通过搞阳谋，大批虐杀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报告的巨大影响，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地位。
陶懋颀看了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热血的体现。他还敢译成中文，传播开来，更表明他是一个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据陶的夫人杨淑敏回忆，陶病危期间，他的学生、中科院学部委员张景中全家特地乘飞机来看望，并给陶老师洗脚。陶过意不去，急忙阻止，说学部委员怎么能给他洗脚。张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多么令人感动啊！这种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像右派这样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几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讲人道和师道的人，而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陶懋颀的胆识、魄力、贡献，感染了无数人，足可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勇敢的难友，安息吧！你虽死犹生。你敢于翻译那份杰出的文献，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点、最耀眼的火花、最杰出的贡献。无论经历几多岁月、几多风雨，你的功绩都将永存而不磨。
补白：土改划地主是有政策指标比例的，比如5%，8%。没有很富的，就拿较富的凑数。在我家住的一个大屋里，1950年土改中划出2户富农，2户佃中农，2户中农。那2户富农的生活跟其他4家一样。有一家甚至还差一些，之所以被划为富农，只因为这家的老人过去当甲长时抓过偷谷的小偷，这小偷的丈夫后来正是贫协骨干。
补白：我的战友郭东昆在天津北宁公园与学生联欢中，和一名女生有了恋情，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一调查，女方父亲在镇反被镇压，立即驳回。男方坚持要结婚，被立即清除出军队。我另一位战友孙道明，曾任华北军区文工团舞蹈队队长，近四十岁认识了张家口一位演员，因她的前夫被关押，结婚申请自然被驳回。他为结婚也选择了离开军队，落户在柴沟堡。笔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她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中校军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坝上行医。我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不说明理由，只告诉我：另找吧！我坚持，也准备步郭东昆和孙道明的后尘。后因我的业务部门首长顾炎替我说了话，才没有被迫离开军队。 方影竹
好险的棒子根 作者 林玉
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恍惚是九十月间，我家一次次被抄，批斗父母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时我们黑帮子女接到学校通知，要安排我们到顺义潮白河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天刚擦黑，我们这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被老师带到村里的场院上排队，立正、向右看齐一顿喊。奇怪，那个时代一切向左，就这条“向右看齐”被忽略了。
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手执红语录，走上前来对我们朗声道：“同学们，我是本村的贫协主席（后来得知，这官可不小，对全村黑五类有生杀大权），可以代表本村全体贫下中农对你们进行阶级教育！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地参加劳动！世界观改造好了，你们还是可以积极参加革命的！下面，我领大家唱个歌儿。”于是大家跟着她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踏着前辈的脚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过来。阶级斗争永不忘，昂首阔步向前迈！”
学唱之后，有人用一支大手电筒照向另一边，高叫着：“同学们，阶级斗争很复杂，下面你们要认清这些坏蛋的丑恶嘴脸！”孩子们在惊恐中齐刷刷地转过身来，随着大号手电筒的强光，猛然发现我们旁边竟蹲着一群人！他们都是黑五类。电影里的坏蛋面目狰狞，可是这些坏蛋与我们长相差不太多，让我们感到意外和震撼。
这次旨在改造小学生世界观的三秋劳动为期1个半月。有一天，我们小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儿。秋收时，先把玉米秆砍掉，下边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儿。满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贫下中农把这时的田地叫做刀山。
为了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下了田。我们负责将刨出来的棒子根儿拉到田头儿。我使劲抱起几个刨出的棒子根儿，可哪里走得动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横卧的玉米杆儿旁，累得我一个屁墩儿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杆上。
没有想到底下藏着一个没有刨出来的棒子根儿，尖朝上，一下子杵进我的内裤里！我哇的一声叫起来，老师同学都向我跑了过来。外裤内裤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内侧鲜血如注，疼得发抖。老师让一位女生帮我扭着外裤，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么出身？你？”一位男赤脚医生一边舞动着药棉棍一边问。我泪眼巴巴地答
“……贫农。”我瞪着眼撒了个谎。“嗯，贫农后代还哭什么，没大问题，过几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脚医生看着流血的大口子说：“幸亏还差那么一点点！我给你上点儿药，很快就好了！”上药时，我疼痛难忍，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躺在地铺上好几天不能动，每天听着同学们唱着“我是贫农好后代”的歌曲出工，回来，又出工。有一次，女贫协主席进来了，老师把她带到我铺边。她问：“不疼了吧？”我点头。她转头对老师说：“要说可够危险的。再偏一点，这孩子这一辈子就惨了。”“怎么就惨啦？”我听见这话就傻问她。“你就……就……”她看着我，一时竟答不上来。老师接上话茬儿说：“你就不能和同学们一块闹革命了！”我一惊。不能革命了，那还真是够危险！
许多年后，我无意中翻出那条被棒子根儿杵破了的旧裤子，当时的情景顿时重现于眼前。我这才意识到那个尖刀似的棒子根儿是多么可怕，它差点就破坏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补白：父亲有一副好心肠。文革期间，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四类分子是不能参加的，他们必须低头站在屋檐下请罪。一个冬天的晚上，天气非常冷，房前站着的四类分子冻得直哆嗦。父亲出屋门上厕所，看到其中的一个哆嗦得特别历害，便冒着自己可能被批斗的危险，毅然脱下自己的破皮袄给他披上。 博客
同学李大颡 作者 佚名
李大颡是我小学时一个同桌的外号。那时他身躯瘦小，却顶着个大脑袋。颡是我们陕西的土话，脑袋的意思，俗曰“颡大心不闷”。李大颡家是地主，其实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为他爷爷当过国民政府军的营长。李大颡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于1967年，因为长期饥饿，母亲没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亲奶上哭闹。不到三个月，妹妹含着母亲的乳头饿死了。邻家大叔用一块破布卷起妹妹，提着一把铁锨，抱出去埋了。
一般贫下中农粮食也不够吃，也有孩子众多的，但是可以申请救济粮。李大颡家不行，因为这项待遇对地主家庭无效。1967年饿死孩子是例外，对他家却是必然。他家甚至吃过皂角树叶子。二月二龙抬头，农村有吃炒玉米粒的习俗。李大颡放学回家对母亲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么不炒？”母亲什么也没说，搬过一个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这口缸是他家盛粮食的唯一器具，让他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尖往缸里看。里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糁，一粒苞谷也没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年，我们读三年级，学校排演现代秦腔剧《杜鹃山》，李大颡扮雷刚。在一个水库工地演出结束时，天色已晚。工地慰劳小演员，每人两大碗面条，外加一个杠子馍（长条状馒头）。两碗面条足以吃饱，杠子馍谁都没有当场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长，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过村庄，有狗跟着他们乱咬。许多学生掏出杠子馍，一块一块掰着打狗，看狗抢食。李大颡却想着哥哥、妹妹在家挨饿，舍不得逗狗，而是紧紧揣在怀里。到家大概九点多了，屋子里黑着灯。哥哥和两个妹妹已躺在炕上，母亲坐在炕沿儿发愣。李大颡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知道我拿了个啥？”说着把杠子馍递给母亲：“这是发的。等明天早晨让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顿白面蒸馍。”谁知哥哥饿得并没有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说：“妈，我没有睡着，现在就要吃杠子馍。”
李大颡个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他的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也很有绘画天赋。四年级时，他曾在演草纸上画了两只猪的交配图，很生动，贴教室墙上。女同学看了，脸红心不满，可又无话可说，因为他在画上写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几个字。进入初中，他的画画天赋进一步发展，学校的板报画多出自他手。有老师提醒他说，光画粉笔画是成不了器的，应该用画笔来画。可是他没见过画笔，不知道画笔什么样子。请教清楚后，知道家里没钱买，就寻思着自己制造一支。他把父亲吸旱烟的烟嘴偷走，想着再找些猪毛羊毛什么的栽进去就是一支画笔。可是没等他设计成功，父亲就在他书包里翻出了烟嘴，一口咬定他在偷着吸烟，不容分说胖揍一顿，任他怎么解释也白搭。他画画的兴趣由此断送了。
大约是1969年，春节过后，家里面临断饮，十一岁的他和母亲以及一个七岁的妹妹走上逃荒讨饭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泾阳县和三原县。一晚上，无处过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个弃废的窑洞里。窑洞靠里的一半已经完全塌掉，前半边还可挡风避雨，但顶部却有一块裂着长长口子随时可能跌落的大土块。李大颡让母亲和妹妹睡觉，自己则一直盯着窑顶。如果落下面面土（细末土），就马上叫醒母亲抱着妹妹跑。由于担心，他一晚上没睡着。
还有一次，天黑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借宿。那个村子家家都养着狗，每到一户人家门前都引起一阵狂吠。出于对外乡人的警惕，尽管他们低声哀求，却没有人收留他们。无望中，娘儿仨在村边一个空场地坐下，茫然无措。狗叫的声音消歇了，妹妹由于行走劳累和饥饿，泣哭声显得清晰起来。过了一会，村头一户人家吱咛一声门开了。夜色朦胧中，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向他们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没多久，门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跟前，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这一家偏偏没养狗。那位老妇人给同学一家腾出一个大炕。妹妹不哭了，却开始对着母亲喊饿。老妇人听到后，立即用大碗满满挖了一碗苞谷糁，生火做饭给他们吃。李大颡喝了两大老碗苞谷糁糊糊，喝饱了，倒头便睡。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虽说是铺的苇席子，可总担心第二天早上怎样向主人交代，于是不停挪动身子，直到用体温把尿湿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乡镇。母亲和妹妹坐在镇食堂（当时乡镇级的饭馆都叫食堂）门外的台阶上，大颡进食堂见机行事要饭。一位上身穿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子，进门坐在饭桌前要了一碗红肉泡馍。大颡走到干部面前，胆怯地说：“叔，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饭的。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狠，饿得狠。”干部没说话，两眼盯着同学足足审视了两分多钟，也看了看门外的母亲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斗争。估计这碗泡馍对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见他猛然间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说话，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颡愣了愣，端起那碗饭，走到了门外。
要饭的人都必备着一根打狗棍。李大颡说这并不是打狗棍，应该叫防狗棍。到别人门前要饭，本来就是乞求于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饭了。每当有狗围着他娘仨乱叫时，他只抡着棍子虚张声势，以保护妹妹与母亲。碰到实在凶猛的狗扑上来，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让它咬住棍头。近三个月的要饭过程结束，同学提的那根棍子，本来圆圆的棍头已经让狗咬成了扁平状。
中学时期，童年的好友渐渐与他这个地主子弟划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样保持着距离。村干部的子女也日益显现出优越感，趾高气扬，对他不理不睬。他与女生的关系更因其地主成分而变得越发冷漠。同年级同学中，同班同学之中，唯一与他说话的女同学是一位黄姓的女生。黄同学容貌出众，小时候男同学扯起来找哪个女子当媳妇，我们的首选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邻村一个村干部子弟找到李大颡，问他跟黄同学能不能说上话，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颡问啥事情，回答说是想把黄同学约出来谈一下，和她谈对象。李大颡大约对黄同学也有好感，这种为他人牵线搭桥的事让他止不住悲从中来，心想自己这辈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里老少爷们儿喜欢在麦场上露天过夜。两块砖头垫一张纸就是枕头，铺的是随手带的苇席子。一群人凑在一堆，躺在地上边搧扇子边谝闲传。李大颡也欢喜露天过夜，可从不往人堆里凑，总是一个人在边角处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另类，仿佛不让别人眼里出现自己，这世界会显得清静一些。我们村距秦岭不远，那个时候夜里仍然时常有狼出没。
李大颡就读的那所高中，离我们村有三十里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带粮食，来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立即遭遇冰冷的现实——被编入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一天12个小时强体力劳动，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他时常寻思，就算我的爷爷有罪，我们这些后代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岁的他，开始过早地关心起政治来，心想毛泽东这个造孽的咋还这么能活呢？四人帮倒台后，闭塞的农村并没有刮进多少新的信息。当时村里放映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是反邓小平的题材。可是两个多月后，这部电影突然不再放映。从这个细微的变化上，大颡似乎看到了一丁点曙光。
恢复高考后，大颡仍然在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上工，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头上的帽子似乎也永远没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学，以改变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对他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拼搏，要么鲤鱼跳龙门，要么把贱民当到死。白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怕别人看见；晚上回到家里，不管多累，他都强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怕别人嘲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大颡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我相信他的实力，写信鼓励他参加高考，还买过一套高考复习丛书邮递给他。有一天他们院子里一个女孩订婚，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大颡没有地方复习，就爬上一颗高大的桑树，在树上看书。密密的桑叶隐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复习隔断了树下的人声喧嚣。
大颡白天劳动，没工夫到公社邮电所去，他央求父亲去一趟，看没有录取通知书。邮电所离家只有两里路，父亲却劝他别做这白日梦，说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咱这种家庭头上。直到有人转告大颡的父亲，说在邮电所看到了他儿子的录取书，这位父亲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了一趟。在邮电所当场拆开信皮，看到吉林工业大学鲜红的大印章时，他才相信这真的不是梦，自己的儿子真的是被大学录取了。这时离入学报到只剩下五天时间。
消息很快传在村子里传开。这是村里几十年来唯一的考上大学的新鲜事。当晚，大颡家接踵而来很多人。大队干部来了，左邻右舍来了，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来了，平素没什么交往的也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道喜祝贺的，希望也能沾上点喜气的，甚至盘算着嫁闺女的，都有。热闹过去后，大颡还是抱着苇席到麦场上乘凉过夜，但他这次却不是睡在边边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麦场中间，周围再围睡着其他人，说村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可别让狼给叼走了。黑五类劳动小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邻村一个漂亮的中学女同学，大老远就热情地叫李大颡的名字，请他到家里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说起录取后周围人态度的变化，李大颡深感世态炎凉之起伏突兀，与范进穷困潦倒下的中举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的人生历经，李大颡说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学时代，彻底摘掉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与他人交流。在大学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还有他认为只有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参考消息》。李大颡曾将他上大学之前的遭遇写成一篇回忆文章，妻子看了之后以为是其他人写的小说，儿子说那是荒诞的天书，没有任何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