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1日，历史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尊孔子雕像。
天安门广场旁边、历史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尊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孔子雕像。此事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对孔子的关注，以及争议。
毫无疑问，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上过小学，都认识孔子。但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恐怕高度分歧：
上了年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可能以为，孔子是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分子。
知识女性听到孔子，可能马上联想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教也”，会觉得他是个令人厌恶的男权主义者。
关心自由的人士听到孔子，很可能联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会认为孔子鼓吹等级制和专制。
热爱市场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会认为孔子鼓吹平均主义，据说，中国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制度源远流长。
在过去十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很可能客气地认为，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好象他鼓吹“和谐”，但他离这个时代似乎过于遥远而无干了。
我不敢说各位的联想、想象不正确，我也曾有过上面某些看法。但这些年来研读《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我形成了新认识。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渐浮现，这形象让我本人也大吃一惊。且容我向各位描述这位你也许非常陌生、从来不会想象到的孔子。
先理解封建制
欲理解孔子，必须正确地理解封建制。因为，孔子就生活在封建制开始松动的时代，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坚守封建的理念，并将其予以转换提升。
你肯定觉得奇怪。是的，理解孔子的前提就是忘掉你从课本中学到的“封建社会”概念。这也许是人类学术史上最离奇的一个概念。二十世纪的理论家们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是古人所讲的封建的对立面。今人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出现在古人所讲的封建制崩溃之后，也即战国、秦。事情很明显：古人和今人中间，必有一个在撒谎。我当然相信古人，古人有什么理由欺骗两三、千年后的我们？
古人早就说了，战国以后是郡县制，西周、春秋是封建制。查阅《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灯文献，周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把封建定位在正确的时间坐标上后，我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封建了。这个事情太复杂，让我简单地概括我的研究结论：封建制借助一种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单元组织了一个高度复杂、具有伟大的扩展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
设想两个自由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俯下身来对另一个人说，我把我的人身交给你，全心服事你。是为臣。另一个人说，我接受你，也保护你，我赐给你一块土地作为你的报酬。是为君。周人把这个过程称为“策名委质”，如果是周王封建诸侯则叫“策命”。由此，这两人订立契约，形成君-臣关系。
这就是封建的基本治理单元。除了最高的君——周王，和最底层的庶民，所有人同时是君和臣。举例来说，诸侯是周王之臣，又是大夫们的君。所有这些人都是通过契约方式相互建立起君臣关系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国的涵义。孔子先祖是宋国的大夫，遭遇内乱，流亡鲁国。孔子虽生活于鲁国，但只要鲁侯未封赐他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职，他与鲁侯就根本就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孔子之所以愿意定居鲁国，也许仅仅因为，到那个时代，周王室已经衰落，“周礼尽在鲁”。其实，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与任何诸侯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君臣关系。
封建君臣关系是自由人间订立的契约，这一点也决定了，君臣二人的权利-义务当然是不均等的，却是相互的。臣对君有义务，但君对臣也有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相互依赖。任何一方不履行对对方的义务，都构成对对方的侵权，另一方可解除契约，甚至起而反抗。这被视为后者的一种权利。
在封建制下，所有人通过君臣契约联结起来，两个人可以扩展为“天下”，并可以无限扩展，包容看得见的所有人。在这样的天下，人们通过契约安排彼此的关系。在这个封建的天下，没有行政，没有政治，因而没有后世所崇拜的权力；在这里没有常备军，也没有税收。太不可思议了？但请相信我，我在这里说的每句话，都已有几万字的论证作依据。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
复礼为什么
孔子的观念和历史意义，也正在于，在王权专制即将降临华夏大地的时候，坚持封建的美好原则。孔子所设想的通往优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复礼”，这也就复封建。
一提到礼，有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但这个此才是吃人的谎言。周代没有今天人们熟悉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就是礼。这样的礼治也许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
礼是什么？礼就是西人所说的法（law）。请注意，不是律。它们不是某个至高无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透过人们的实践自发形成的。其主要来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会习惯，这也就是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含义。第二，周的历代先王在封建诸侯的时候所发布的策命书和其他文诰，比如《尚书》所收的文献，他们被后人视为具有永恒约束力的先例，并且也转化成为习惯。
总之，礼就是习惯法。因此，礼就像空气，无所不在。自由人间的君臣关系主要靠礼来界定和维持。至关重要的是，礼制规则是客观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约束，包括君。尽管君臣的权利是不均等的，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
也因此，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利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双方都可以根据礼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自行寻找救济。其他人也可以依据礼向那些遭受损害者提供救济，惩罚侵害者。
如此礼治秩序非常类似于欧洲封建时代的法治秩序，而这正是现代法治的源头。孔子之主张复礼，要旨就是恢复保持封建的自由。
这里涉及礼与刑的关系。法家所谓的法主要是国王用来打击犯罪活动的刑律，这种刑律完全可能变成君主维持专制的工具。秦始皇果然以刑律进行严酷统治。礼却是整个共同体的财产，任何人都控制不了。孔子主张复礼，就是维持这种不受君主意志控制的习惯法之治。秦以后中国社会还保持了一些活力，就是因为，普通人民的生活主要不是由刑律，而是由人民中间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调整的。
有人也把儒家的治国思想说成“以德治国”，并据此排斥法治。但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之说。礼绝不仅仅是道德规范，而是范围广泛得多的客观的规则体系。春秋时代、包括孔子所说的德，也绝不仅指道德。孔子时代最重要的德行是“忠、信”，忠者，忠于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信者，信守契约。德不是简单地要人修身养性，而是要求各方，包括君，遵守契约和客观的规则。这样的德治，其实就是礼治，也就是客观的法治。孔子的“以身作则”也不过是说，君遵守规则，不破坏规则，臣也就会遵守规则，忠于职守。
君君臣臣的真义
与复封建相关，孔子主张“正名”，也就是让很多现代人不满的“君君臣臣”云云。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过一句意思更为清楚的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对封建君臣关系的性质最为精准的概括。
孔子所说的“礼”是习惯法，它明确规定了臣对君的义务，也明确了这一义务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内要求臣，在此范围内臣也会忠于职守。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本人，而是忠于契约所规定的义务。
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了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就可以拒绝履行。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臣完全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后来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君没有履行君的职守，也就丧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纣，乃是“诛一夫”，人民是按照礼制处死践踏了与人民订立契约的那个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则，一般地说，领主怎么样对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么样对待领主。封建君臣关系的这一基本伦理恐怕正是孔子所书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根本原则的社会背景。孔子将理想的封建君臣关系予以抽象化、普遍化，确立为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一般性伦理原则。
因此，君君臣臣的涵义与今人所误解的正好相反，它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君也有义务，臣民也有权利。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因此，儒家既是保守的，但也具有革命倾向。
打开平等之门
作为孔子最重要思想贡献的仁，也与封建的君臣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孔子对其作了平等主义的超越。
封建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对方当成自由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相互以礼相待，尊重对方的权利，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而《中庸》所记孔子的一句话最为精练地呈现了“仁”的内涵，：“仁者，人也”。汉代大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对方当成人对待。
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关系，而从一般的“人”的角度讨论“以人意相存问”。孔子希望所有人对待所有人都以对方是跟自己一样的人那样。经由这样的转换，平等之门被孔子打开了。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孔子的思想结构类似于十七世纪初的英格兰普通法法律家，他们对大宪章所确立的封建的自由进行阐释，把作为贵族之特权的自由，变成了所有人均可平等享有的自由。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
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简《尊德义篇》中几句话正好为此做了注解：“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民自有其意，意愿和意志，君必须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强民所难，成为人民的敌人。所谓“知之”，就是教养之。这与《论语》重“教”、重“学”的精神相一致。
证明孔子主张等级制的另一依据是《礼记曲礼》中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里的礼特指礼仪，《礼记》全书所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这类礼仪。礼仪是繁琐的，也需要各种物品。庶人花费不起这些，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这些礼仪。至于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说，对大夫不能仅靠刑罚来治理，首先应当以礼仪约束他们。而一旦他们违礼，也照样予以惩罚，古史清清楚楚地记载贵族被流放、被关押、被判处死刑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说孔子愚民、歧视，均源于对孔子的话语断章取义，而罔顾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仁和礼是孔子观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义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实践这一点，这就是“有教无类”。
自由学术的创造者
人们常常说，孔子让学术流入民间。其实，在孔子之前没有专业的学术。
封建时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其箭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领地，还可以在聚会场合吟诗赋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周易、诗、书等经书，但没有人想到从事学术活动。上古的文献构成礼法，它们是贵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对象。
因缘际会，孔子创造了学术。孔子一直寻找参与封建治理的机会，最终学术成为他的志业。孔子有意识地整理上古文献，不是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为了传承文明。在此过程中，他对实践中的礼法进行了思考，由此创造出了带有哲学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献和论述思想的过程中，他创造出了学术。
教育也就随着学术而诞生了。在孔子之前是没有专门的教育事业的，贵族们是在实践中训练实用性技艺的。孔子既然创造出了专门的学术，也就是自然地创造出专门的教育。
拜封建制之赐，孔子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个人通过君臣契约，被礼制划出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他的活动不受任何人干预。没有人会疯狂到去干预别人的事情，只要别人没有违反礼法。孔子就拥有这样一个空间。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想象孔子的活动，就会感叹，那是一个奇迹。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献，整理文献。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这些学术、教育活动，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干预。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于是，孔子的身上渗透着自由。他也对这个自由进行了反思与抽象。自由让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自由让孔子雍容而温和，自由让孔子天真而纯粹。其实，在春秋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君子，孔子最为典范。今人如欲寻找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就是。
孔子的典范，也让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从一开始就带上自由的基因。秦始皇与法家后来共同开创了一个消灭学术与教育专制的专制政治传统。秦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两个传统互搏的历史。真正的儒者，比如汉初大儒、宋代程朱等大儒、明代的王阳明，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先贤，均坚持儒家的自由学术与自由教育传统。正是这一传统，让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专制压抑下，依然保持了一线生命。
民间社会的构造者
孔子通过自由办学，也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
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准确地说，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政府和社会这两样东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权力这样的东西。
到孔子时代，封建秩序严重松动。有一些强势大夫开始具有权力意识、政治意识，他们开始从事构造政府的工作。这些努力在孔子之后持续，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王权制政府，出现了官僚制、郡县制——这些东西不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才有的。
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一旦政府出现，则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就必须构造社会。如果出现了一个政府，而人民处于原子状态，那就不可能对政府的权力构成任何约束，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必然成为权力的工具。人民要保卫自己，就必须组织起来。不是说有人就有社会，人只有组织起来，结成会社，才形成当社会。社会就是会社的联合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
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坚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真儒者，活跃在政府之外，他们思考“道”，从而维持着一个判断权力之正当性的超越性标准。他们“志于道”，成为专横权力的批判者、抗争者。概括而言，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这些历史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从上面几个角度重新发现了孔子之后，我相信了古人的说法：孔子是圣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严与优良治理的出发点。今人当然应保持开放心态，可以借助新知走出很远，但若没有一个中国的、稳固的出发点，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圣人孔子完全可以成为这样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