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蒋介石决以对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09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 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而，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亦因此而致电张治中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爆发时，据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介石从抗战总战略出发，为堵敌西进，曾于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电张学良，一方面具体部署集中热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锋三点之长城抗战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励张说：“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唯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在张学良守土无能、引咎辞职以后，蒋介石又亲自北上石家庄、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励作战，命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师和徐廷瑶部的关麟征等三个师死守古北口，激战两个多月，遂创长城抗战之最为可歌可泣的业绩。18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亲自视察芦沟桥防御工事时，曾携一工兵营长，亲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边堤下考查地形，然后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构筑反斜面阵地，以将枪炮口对准己方。后来，当事变发生，日军横跨芦沟桥对我作正面攻击时，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阵地的巨大火力阻击，果使敌攻击受挫。
四、“和战并用”的决策之所以正确，还因为这一决策在事实上赢得了全民抗战的准备：一是于国难当头之下赢得了制止内乱的时间，使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围剿获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并团结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曾打着抗日旗号以继续称叛的某些新旧地方军事势力，如迫使陈济棠下野和团结李宗仁等抗战。19 三是召开国民党“五大”，从而造成全党团结起来积极准备抗战的局面，从而维系了国家统一之根本。四是利用这个决策所赢得的时间，积极地在军事、物质与国民精神上准备抗战。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积极培训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已购买一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四十个师的兵力。20
其二、据大陆史家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东区、河南区与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阵地，包括山西区、绥远区。三是东正面，包括江苏区、浙江区。四是南海区，包括福建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包括陕甘宁青区，湘鄂赣皖区、广西区、滇黔区和川康区。然后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一带设置防御工事。其中，在江浙区的五个防区、十六个阵地上，计划建造二六零六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个。在山东区、鲁东阵地计划建成三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区的豫北分区九个阵地计划建造一三五三个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个。其它三个区均有建设工事的计划。同时，蒋介石还将南京一线、上海一线与杭州一线的工事构筑任务，分由谷正伦、张治中和张发奎负责，前后投入一百多万圆，并由驻军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构筑任务，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速，连日本侵略者也叹为观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势力，使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能够出于避免赤患、繁荣西南之考虑，同意在彼建立全国抗战根据地，为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地域基础。一九三四年中共残余流窜西南时，中央军曾有应邀进入西南、“保护”他们逃过云、贵、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势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护西南不受剿共战事的破坏，而且对他们并无企图之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单骑走西南”时，即能够使四川的军政始统一于中央，亦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西南的正确方针。
其四、为张扬新生活，反对旧习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与生活素质，乃发动“新生活运动”，以为坚持持久的民族战争作精神和人格的准备。是故日本官员阿部信行曾强调指出：“新生活运动是排日运动的结晶。”又称中国有三件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就是“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
其五、诚如蒋介石所预言，“设若中国战事延长，势将扩大为世界战争”。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因决以“和战并用”的战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国的借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从而得到了欧美从自身需要出发，而在道义和物资上所给予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增强了战力。
五 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及其决策与贯彻
应该说，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决以“攘外安内”与“和战并用”的国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持久战”思想及其决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和保证的作用。反之亦应该说，正是蒋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产生并逐渐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战”思想，才有力地推动了“攘外必先安内”与“和战并用”之决策的制定。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形成“持久战”的思想和决策，原因在于：
一、他具有日本随时可能侵华的思想准备
诚如他后来在《中国的命运》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要知道济南、五卅事件之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随时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他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24 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变两年后，他在分析日本何以会公然侵略中国的原因时，曾剀切地说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作战。我们历来的革命对象，始终是国内的军阀，而帝国主义也始终没有正式出兵进攻我们，有企图消灭我们的决心。这就是当时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不充足，所以帝国主义不大注意；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看不起我们。但是，到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看到我们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快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就要打倒实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了，因此遂嫉恨而且惊慌起来了，所以不得不乘现在中国天灾人祸齐相逼来的时候，赶紧拿军队来压迫我们，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来消灭我们。”“九一八以来，帝国主义积极侵略我们的原因，一是他们恐惧我们的力量，一是我们国内再无可拱他们利用的军阀。”“这是我们革命力量增长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革命的直接对象之转变。”25
二、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蒋介石在“九一八”后一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然后而已，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变，“据中正意见，可为两点之实验：一，实验国际间有无正义……。二，实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后采取“和战两用”的策略，是为了“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变后四天，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这一讲演，无疑和他在数年后国民党“五大”上的报告，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讲，互相映照，相得成证。他在“最后关头”的讲演中曾这样说道：“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你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其四、因他怀有“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念，他才有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正是这个信念和决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能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内忧外患交相逼来的艰难时世之下，既决策“和战并用”，该和即和，该打即打；又决策“攘外必先安内”，一求党内团结，二求国家统一，三求剿共胜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设为本，同时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作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至“七七”事变爆发，他对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已公开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后关头”讲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还在答法国《路透社》记者问时又一次坚定地表示说：“中国必须保持其主权，维护其行政和领土完整。”并且宣称：“我个人坚强的自信，假如日本继续侵略，中国一定不为日本所败。中国将要保护其领土以至最后一弹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蒋又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须确立最后胜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还在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说：“如日本在中国境内从事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之抗倭战争一日不止，虽留一枪一弹，亦必坚持奋斗，直至日本放弃其侵略、并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为止。”
三、他对建设西南大后方以作为长期抗战的根据地早有规划
首先，蒋曾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由是而知，蒋介石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长期性已有估计。再者，蒋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即将国都迁往四川，27 以应付长期抗战，因此才确立了一条“修好西南”、并使西南与中央统一的方针。待修好西南事成，蒋介石方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说道：“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云南、贵州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显然已有所定。
四、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具有远见卓识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东亚，情形的奇突实在是国际间从来没有的事。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随后，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29 这一认识无疑对他的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将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曾说道：“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尼），引起对苏俄或欧美对抗。但西伯利亚尚属生地，而南洋石油业已开采。西伯利亚只有煤铁之蕴藏，唯南洋才有橡胶。德国人虽已发明人造橡胶（buna）。但高性能之橡胶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军用机之轮胎，仍必须用大量的天然橡胶；人造橡胶，只可掺极少许。所以，日军非与美、欧冲突不可。如此中日战争将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而将与世界大战同时结束。”30
当中国独立持久的抗战已经坚持四年半之时，历史的发展果不出蒋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历史机遇，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约见英、美、苏各国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翌日七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按：以往是应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立于战争地位。同日，蒋介石又主动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立即于反轴心国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丘吉尔立即赞成，罗斯福主张迅速采取行动，斯大林借口对德抗战而不愿意对日宣战（参见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二十六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各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罗斯福建议，蒋介石亦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泰、越、缅北战区总指挥。31
诚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重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实力……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是故，“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蒋介石的话，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国消耗日本力量的极端错误，又表示了蒋期与世界大战“接轨”之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无误。
五、他的持久战思想为决策伟大卫国战争的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以全面抗战，并决策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 — 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为此，最高统帅部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汉、津浦、平绥三线实行节节抵抗，以拖住敌于华北的兵力；又将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采取攻势，造成在上海进行“决战”的态势，诱使并逼迫敌人改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战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夺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沿京汉、津浦两线切割我战场，直至由西向东以逼歼我军。
据八九年后大陆史家称：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亲赴淞沪大战前线时，即对第三战区师以上军官指出：“两个半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下，已使敌人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实在已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32
其后，蒋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
因台儿庄大战胜利而举国欢腾时，蒋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战区，称：“台儿庄之战，不过是第二期抗战初始之胜利……长期抗战主要在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战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3 彼时，蒋并决心取消原拟扩大台儿庄战果的徐州大战，自徐州地区有计划撤兵。六月三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进退定其成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效果，即胜利也。”对此，李宗仁亦认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弃守徐州，我军在津浦线上与日军周旋五个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发挥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计划。”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介石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蒋同时亦在日记中记述：“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运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据八九年前的中国大陆史家称：“由是，在对武汉作战的指令中，他（蒋介石）才要求部队采取以攻为守，积极防御之态度，指示中国军队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之战略决策，拖住日军和发动有限度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35
自淞沪抗战至武汉弃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实现持久抗战总战略，确实如是坚决和主动地贯彻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前期战略，并获得了成功。诚如蒋介石断言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打得愈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愈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既能够决以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又能在前期抗战中为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总原则，而逐步赢得“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性胜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图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当日寇已知“武攻”难以亡我时，竟又发起“和平攻势”，企图以“文攻” 来亡我，但为蒋所坚决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国大使陶德迈所转交的日本议和条件（六条），因不符合中华民国政府事前所决定的，“只有在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获得严格尊重的条件下始能同意调停” 的立场，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机发表了一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声称此乃是 “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坚决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持久抗战局面已经完全达成之时，日本首相近卫又发表声明，企图诱我和谈。蒋介石立即指出：“它不过是敌人欲整个吞灭中国，独霸远东，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与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国家欲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37 敌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阴谋遂以失败而告终。
一言以蔽之，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是与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决策和贯彻，决然不能分开的。或曰，正是蒋介石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中华民国有了持久抗战的科学战略，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是何时出笼的，怎样出笼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出笼和出笼的真正企图是什么，详见下卷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