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为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1937年在抗日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孙元良率部坚守上海闸北阵地长达一个半月，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在淞沪会战告一段落后，孙元良先生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后撤，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
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时，孙率部在上海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先生因病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在他过世前，是黄埔系中最长寿者。下面为记者胡志伟访问孙元良所谈相关事谊。
孙元良将军和儿子秦汉（左）的家居照
胡：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着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