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并在一九三七年后又陷落了我们的部分国土，但是：
第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
第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不含中共军队）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
第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曾拟定持久抗战总战略，领导和指挥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艰苦抗战和英勇抗战，一再地夺取过对日抗战的辉煌胜利，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长期抗战中，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诚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2
第五、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一九四二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从而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重大历史遗愿得以实现，使得近百年来压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长期坚持抗战（不含中共军队），而使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我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蒋介石本人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领袖人物，使自晚清以来，以“落后与内乱”著称，并受尽东西方列强欺凌和宰割的祖国，真正地得以扬眉吐气。
这才是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内容。诚如易劳逸先生所说，若不是嗣后的那一场内战掩去了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全部光彩，则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把它当作一曲“最为壮丽的史诗”来加以歌颂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所获胜利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中已经实行训政，开始筹备宪政，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帝国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则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盖因国民党军队的前期艰苦抗战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赢得了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初步实现，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遂在与日寇的大规模军事较量迄无休止之时，为增强持久抗战的国力，为建设西南大后方，并为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竟在这一艰难状态中，和在这个本应施行全面军事管制的特殊岁月里，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于长期战争和残酷战争的特殊艰难条件下，竟能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国家经济和建设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迹。这个奇迹不仅在世界历史上鲜见，而且成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中一支独开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这一激烈战争状态下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才又为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国力、军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础。
第一、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庆“国民大会堂” 竣工。但因大会堂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机炸毁，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应该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于极其艰苦的战时，仍坚持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具体言之，就是对宪政的准备，尤其是对制宪国民大会的筹备，才会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就能将民主宪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并能于中共发动内战和一意破坏之中按时召开。
二、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国共产党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63 由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地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象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以战争为理由而钳民于口，反而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参见下卷第三章），首先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释放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参见下卷第三章），于八月二十四日释放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在重庆的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都在重庆恢复了编审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资，扩大了出版规模。广大作家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开始成立出书。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图书公司》、《建国书店》、《文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书馆》等，尤使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霄壤之别。
第二、战时国家经济的建设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之总决策下，66 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着十分瞩目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据该书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第一届陪都建设展览”。著名实业家颜耀秋曾撰文指出：“当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各工厂即奉命内迁，是时，船又多移作军用，能分配各工厂载运内迁者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战时之工厂出品，乃经三年余之久的苦斗搜罗所得的成果，虽出品尚属幼稚，但吾辈聊可以告慰于国人。”67
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则称：“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出吾国从事于民族工业的厂家、职员与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挠之精神的；第二，从这二百余家迁川工厂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不是没有基础的……举凡国防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我们应当珍贵这点基础，应当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点基础；第三，我国工业过去所需的机器，主要是求之于国外，抗战以后，国人才注意这个问题。这次迁川工厂的出口展览，就表现出这种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地断绝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乃对此作出决议：“目前滇缅公路为我国交通之要道，其防护之重要，自不待言，尤应一面配备重兵，节节控制，使敌不敢轻易侵犯，一面仍需改进运输方法，以谋抢运物资。”70 嗣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73 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候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候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74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75 是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军，是“一所新型的学术机构，人才荟萃，硕果累累，时人称齐之稷下”。76 虽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并成为中共制造抗战阵营分裂和为发动内战而制造舆论的重要巢穴（详见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设。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特别令人感动的，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所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迭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78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79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80 只需稍稍比较一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六、战时农业建设。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81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本义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82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 “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实令今日之中国大陆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论 民族英雄 —— 蒋介石与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一）民族英雄 —— 蒋介石
为什么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被亡国：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没有亡国、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便是中华民国。那么，既然亡国之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历史称为民族英雄，则领导了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吗？
第二、就二次大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国家，在欧洲除掉苏俄，在亚洲除掉中国，没有不亡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竟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 —— 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国苏俄的颠覆；不仅有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当是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并且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可夸之？
第四、指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华民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如同他曾亲自指挥北伐战争一样，他同样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可以说，他修好、建设西南的国策，和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据国际国内条件而决策的持久战大战略，和他亲自指挥抗战、亲赴前线、历尽艰险的英勇行为，就更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将他与那个在局部抗战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苏俄指挥下叛乱叛国，在全面抗战的后八年一心只要“日蒋火并”，心心念念只想乘国难以抢天下的毛泽东相比，则毛都能够做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蒋介石先生只做一个区区的民族英雄都不够格吗？
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而蒋介石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存了中华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他岂但当之无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
显然，只有在论证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极抵抗、积极妥协，只打内战、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却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党和民族英雄之后，我们才能将中共幕后策反，张、杨台前发动，和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西安事变，其作为一场阴谋武装政变的政治本质和历史遗祸，辨析清楚。
西安事变，于今早已不是历史悬案。作为一九四九年夺权的胜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并且是赤裸裸地夸耀过它“英明策划”和“和平调停”的两面漂亮手段。同时，即便是西安事变的主要肇事者张学良本人，亦同样没有对自己当年的“兵谏”、即武装叛变讳莫如深。
然而，作为历史事件的西安事变虽未完全清楚，而作为遗祸历史的西安事变，就更是在海内外不能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政变阴谋策划者和发动者的历史罪恶，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认真清算— 如历史对袁氏窃国的一再清算那样，甚至反被当作英雄和豪杰，既在中国大陆被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又在海外被某些学者专家闹得纷纷扬扬，名声历久而不衰。从而使那一场险些卖了国家，断了国脉，至今仍在祸害着中国大陆人民的阴谋武装政变，尤其是它的“罪魁”与“祸首”，在今天仍被渲染着神秘的色彩，图画着英雄的形象，伪饰着要抗日救国的花环。由是，不仅使蒋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难申，更使这一伙当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祸福于不顾的新旧军阀，竟成为人间灵杰而受人唏嘘、感慨和尊重。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因此，厘清事变的幕后人物、台前人物和决策人物，指证其叛国毁国的严重性质，道明它祸害民族的历史重罪，不仅是对历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要“思历史、决国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彼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万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中共，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盖因中共于夺权胜利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乃为它所领导，所解决。所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说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其三、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词用语下面，却是中共对杨虎城的“谋合”和对张学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借参加国民党而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谋合”，以对国民党“挖心”一样。
首先，就中共对杨的“谋合”而论，应该说，在一九三五年冬，当刘少奇带着毛泽东“反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阴谋，抵达天津恢复中共北方局之后，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其上层将领。另两件则是煽动学潮和策动文化界“闹抗日”（参见下卷第三章）。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部担任了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炳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汉宸派代表见杨，同月中共又派汪锋与杨直接谋谈，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汉宸的代表再与杨约谈，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专派回国的王炳南与杨一再地“深谈和合谋”。由是，中共终与杨结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杨的富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挖心”的张学良。
其次，就中共对张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镇军官训练团”，虽由张、杨任正付团长，其实权却完全握在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手中。中共党员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少将处长，更是张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策划者之一。中共党员申伯纯即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对于改造思想，灌输联共抗日的主张却收效很大”。87 军官团学员就曾在西安事发前七天狂言“不要让蒋介石站着走出去，而应该爬着滚出去”。88
二是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变后第二天就更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的学生队，有队员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党介绍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是，中共及其地下党员们，乃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投合他，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是非观，以使他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能够作出有利于中共的决定。中共幕后教唆的工作，终于使杨、张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变的台前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事变的台前人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此二人的历史而言，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作霖则是十七年军阀复辟混战的主要军阀之一，所谓坏军阀中的坏军阀。张学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从未有过一件勋劳，从未打过一场胜仗，由封建的传承关系，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其后，只是迫于日本压力和内部异动，90 加上年轻气盛，有一定的爱国情绪，而同意“东北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以为功。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封建军阀的根本性质。至于杨虎城，原是西北军将领、倒戈军阀冯玉祥旧部，是谓旧军人出身的新军阀。既参加过冯的叛变，又是拥一省军政大权的军政领袖。新军阀们并不真懂共和、民主为何物，甚至不懂中华民国为 “何国”。他们不仅身染民初军阀混战和北伐之后新旧军阀叛乱的积习，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残余军事势力“假抗日以叛乱”的影响。特别是他们要保存和扩张一己军事势力的私欲，一旦时机成熟，契机出现，就会促成叛变的应运而生。距西安事变仅半年的两广六一叛变，其打着抗日旗号的鲜明特征，就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发的先声。由是，“正在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抗日浪潮）便夹杂着杨虎成的野心和老练沉着，夹杂着张学良的冲动和任所欲为的性格，更深藏着中共于危亡之中图存的机心和周密策划”，91 终于酿成了一场茅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尤其是针对蒋本人的“阴谋武装政变”，从而在三十年代残余军阀的武装叛乱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乱的恶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乱叛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罪恶的实绩。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倒在血泊中的惨痛景象，最近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的，“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图划，92 实在是把他们作为一伙叛乱成性之旧军人和旧军阀的本质，以及西安事变的阴谋武装政变性质揭穿无疑。张、杨两人虽然共有着旧军人、旧军阀的本质特征，但两人的城府却一深一浅。因而，中共虽为整个事变的幕后教唆者和策反者，杨则为张的幕后策划者。
第三、西安事变的最高处理者与和平调停者
如前所说，中共既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教唆者与策反者”，为什么西安事发之后它又成了一个“和平调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天使”，并在中国大陆自吹自擂了整整半个世纪呢？
这是因为，西安事变虽为残余军阀于台前所发动，更为中共在幕后所策反。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武装叛国集团，十年来，它的一切叛乱和叛国行为，都必须服从那个境外颠覆势力 —— 苏俄的需要和指挥。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的是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联”。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一是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二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参见下卷第三章）。93
于是，作为事变主要阴谋策反者之一的周恩来，便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个年少无知、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又遇上了一个“重然若、儒气太深”94 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闯下滔天大祸，遭到全国全世界反对，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将“捉曹演成了放曹”；后者则因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一再向他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对他动以“天伦之情”，从而才最终地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中共叛国集团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周恩来这个人鬼两面的共产派政治家，却因此而凸显了他的“光辉形象和倜傥风流”。
第四、西安事变的政治性质、现实结局和历史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以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变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气，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 “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参见下卷第三章），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参见本章注二），全面爆发了。不仅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
其三、西安事变终于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这一伙原来已经濒于绝境的武装叛国集团，不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顿，而且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并因此而能立即与国民党中残存的亲俄、亲共派结缡，尤其是利用了那个二十世纪最无知的女人 —— 那个“一人便能够抵得上百万共产党员的宋庆龄”，97 在国民党内展开了一场紧锣密鼓的连台大戏：名为要求国共再度“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由是，国民党内部分裂再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在以宋庆龄为首的原亲俄派国民党人进攻下，通过了所谓“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遗嘱”的提案，一方面则在反共派的坚持下，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打了平手，但会议决议却称：“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受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唯使鉴思往来，不容再误……”国民党的迂腐竟一至于此。
紧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面固然加紧了“为抗战而要求国民党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中国共产党不仅由是而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当天真的国民党正在高兴地看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时，他们又如何能够想到，中国共产党早已在它的党内决策了要使“日蒋火并”、而它自己却要“到敌人后方去”抢地盘的“抗日”总策略（参见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年轻战士为领袖留下的鲜血，非但没有改变蒋介石与国民党人的“忠恕之道”，却成为前驱者的血，为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残暴的专制统治，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前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和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一个个反动军阀们，虽然都不能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不能推翻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能阻止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更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长久的专制复辟统治，然而，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对于由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效应，难道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旧军阀和叛乱者 张学良和杨虎城们，竟不应作为历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历史的永恒审判吗？再言之，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们，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西安发动了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其要杀害的乃是毛泽东，则他们的下场和“名声”又将如何呢？
至少，中共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冤魂”，能够作出最为痛切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