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不要全文披露下面所载余秋雨的交代检查问题上，笔者是有过踌躇的：将这类“文革”史料公开发表出来，似有损于余秋雨“永远站在正面”的形象，但他既然在新作《我等不到了》中把说出余秋雨“文革”真相看作是所谓“刑事犯罪案件”，批评他的人在犯“诽谤罪”，那我作为一个“文革”文学研究者和“余秋雨现象”关注者，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自己跟余秋雨完全不同的看法呢？
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背景下，一位姓陆的女士于1978年5月19日揭发余秋雨参与了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活动：
这篇文章是王知常在1974年初布置我写的。最初题目是《封建礼教与贾政》，王知常在与我讨论时说，文章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写贾政用孔学统治大观园，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文章通过贾政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与虚弱性，通过贾政这只纸老虎反映没落封建阶级也是纸老虎、一切反动阶级都是纸老虎。最后，王知常说，这篇文章要讲阶级关系，阶级压迫，讲孔子也是贾政，谁要知道孔子是什么人，就可去读读《红楼梦》。
根据王知常规定的文章层次，我写了一个初稿。初稿中主要排列了《红楼梦》中有关贾政尊孔、重封建礼教的一些材料。初稿交给王知常，他看后不满意说，我叫你们文艺组同志再修改。以后，文章由余秋雨同志搞。小余在写之前以及在写的过程中，均未与我有过讨论。发表前，我也未看过文章，发表后题目已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我的初稿，小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
大家知道，贾政是大观园的总管，再加上王知常讲“孔子也是贾政”这句话，联系当时“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用意，批贾政显然是影射周恩来总理。“其内容也完全由余秋雨重写”，这说明余秋雨今天享有《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此文的著作权。
由于陆女士的揭发，余秋雨很快检查交待自己炮制此文的经过：
此文选题及最初几稿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只记得1974年3 月，当时临编组（古按：即《学习与批判》临时编辑组）的XXX同志交给我评贾政的稿子，叫我看。我看后提了一些写作上的意见，XXX同志就叫我改一下。我当时是否提出过要求，记不清了。只听说这篇文章王知常与陆XX同志讨论过。后来有一次我在食堂遇见王知常，问他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与小陆讨论过，现在稿子中有关贾政的材料都集中了，缺点是比较零碎，比较散。要写贾政表面庄严，实际虚伪，表面强大，实际虚弱。借贾政批刘少奇、林彪、苏修、美帝。现在稿子中虚伪一面写了，虚弱的一面没有写。叫我可以把《独往独来析》（批林彪的一篇杂文）中写林彪虚弱的内容吃一点进去。
在修改时，我没有再去找小陆，因此始终不知道王知常怎么与小陆讨论的，具体授意是什么。我看小陆的稿子，主要批了贾政的虚伪，集中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但虚弱的一面确实写得很少。因此我在文章后半部分加了“虚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贾政对自己的家庭“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既愚蠢又贪婪，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贾政“极端孤立”，“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等内容。在文章前半部分讲贾政虚伪的部分，我也加了一些内容，如：“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其中两段鲁迅批孔孟之道的话，记得也是我加的。文章的文字也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样改下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1，《红楼梦》一书的反孔倾向，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贾政这个形象的刻画上；2、贾政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概括了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3、贾政表面“谦恭厚道”，实际上大有恶霸作风，如打宝玉就是一例，与林彪之流“破釜沉舟”“辣手造乾坤”相类；4、贾政表面“泛爱众而亲仁”，实际上贾府逼死了金训儿等许多丫环。所谓“端方正直”、“礼贤下士”、“古朴忠厚”，实际上因薜蟠打死了人而徇情枉法，与贪赃暴虐的贾雨春来往热络，甚至还公然纳贿；5、之所以虚伪，其中一个原因是虚弱。贾政无能，什么能力和学问都没有，实际统治能力很差；6、贾政孤立，没有人与他感情相通，是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很像当年孔丘“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孑然一身”的情景；7、整个印象是表面庄严，实则虚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上溯孔老二下到刘少奇、林彪之流，模样大体相类；8、苏修、美帝也有点像贾政。他们的“大观园”早已危机四伏。
我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不知道布置者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以为是借贾政批林彪的。发表后也没听到其他反映。“四人帮”粉碎后，在清查和揭批运动中，我进一步认识到，这篇文章把评“红”也纳入了批孔的轨道，因此客观上也迎合、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与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红楼梦》这本书的形象内涵，离开这本书在当时作者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关系，侈谈什么“历史经验”、“阶级斗争规律”，这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评好“红”，也不可能真正总结好“历史经验”，只能为人所利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秋雨 1978年6月12日
中共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编印过一批给市委常委、市清查办公室、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阅读的《清查报告》。这份交代检查便采自第71期。前面没有“秘密”或“机密”二字，属一般性的材料，共印50份。
余秋雨属于当年写作组文艺组据说是八位“说清楚”对象之一。他写的揭发材料题目为《余秋雨同志揭发炮制〈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一文的情况》。名为“揭发”，其实也有检查和交代的内容。这种交代检查，也可称之为“悔过书”，从余秋雨此文最后一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亦可以看出他所表白的悔过之意。
至于里面提到“其中两段鲁迅批孔孟之道的话，记得也是我加的”，说明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仍把“石一歌”歪曲鲁迅的“跟风”手法带到了更核心的写作组本部，并发扬光大之。这正说明他讲自己1973年离开“石一歌”后没写过“跟风”文章，完全不符合事实。
余秋雨是一个善于掩饰和改编自己“文革”历史的人。他在多种场合包括这次写《我等不到了》讲过自己从未写过大批判文章，可在上述“悔过书”中，可看出他不但写过，而且还帮别人修改过这类文章；他说自己在“文革”中没有批判过任何一个人，可这份“悔过书”里他承认批判过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这“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破译出来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即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如余秋雨改稿时把贾政塑造成“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便是影射周恩来左右为难，夹在毛泽东、邓小平当中，“没有人与他感情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