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01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02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03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04。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05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06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凯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08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09
二 苏俄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的三大阴谋手段
苏俄为了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除掉指使中国共产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国民党。
第一、制造国民党内斗
苏俄和中共制造国民党内斗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实行“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阴谋策略。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曾一再向孙中山保证要献身中国国民革命的苏俄顾问鲍罗廷，就对幼稚病发作者廖仲凯挑拨说“国民党里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维津斯基不仅在与陈独秀、张国焘的谈话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都曾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以分裂国民党。10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地供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从此，自中国同盟会成立起，向来就没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国国民党，便在苏俄与中共的挑拨离间之下，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左右的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内斗已不能免（参见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
苏俄与中共打进国民党以反对国民党的主要表现，就是无视孙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诫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竟公然指使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人，公然违背国民党的立场，公开地、甚至是肆意地攻击国民党，从而将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连梁启超、丁文江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然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既无一人因苏俄分裂我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祖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参见下卷第六章）。当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时，只因苏俄反对孙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广东发动了一百个以上的团体反对与咒骂孙中山北上。待到苏俄转而又支持孙中山北上时，中共又纂文称：“孙中山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决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地不顾国民党纪律，公开纂文攻击国民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在苏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叹。
第三、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
一、蒙蔽孙中山
如前所说，苏俄为煽动中国共产革命、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曾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谋合孙中山先生（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于中共成立前，是想变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于中共成立后，则要求国民党和中共合并。逮孙不同意，而只容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苏俄乃一边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边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谎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更在“联俄”开始以后，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地欺骗孙中山先生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他还说，“比如在欧洲、在美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推进阶级战争。可是，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11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本人。特别明显的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跨党案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时，李大钊虽代表中共发表声明称：“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切。”但是，转瞬之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钊本人居然又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按：指改变国民党的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按：指共产革命先锋队）……”
由于身为国民党人的共产党员完全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公然地反对国民党和公然地批判国民党，国民党员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人才在广州召集华侨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开会决议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夺国民党党统。警告书尚未发出，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乃宣布四人无罪。其后，当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正式向孙中山及中执委提案，弹劾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徒在国民党内秘密建立党团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行径时，鲍罗廷又反诉蒙孙，将中共“三大”时即已于内部决定要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的事藏而不言，反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党团”。对此，国民党中执委七月七日乃宣布：“国民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纲领、政纲及党章，必予严重制裁。”尽管如此，苏俄和中共不仅继续蒙骗孙中山，甚至借孙同意建立大元帅府铁甲队而私建武装，从而为来日的叛乱建立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参见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发布“孙文越飞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时间，苏俄与中共为分裂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早已从“蒙孙”走向了“骗孙”。所以，一旦孙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国民党和窃夺国民党党权的胆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拢廖仲凯
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廖仲凯既是三民主义的一个诚实信徒，又是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最严重患者。他在国民党中负责联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为孙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对国际共产革命、对苏俄和对中共的天真与无知，乃使苏俄与中共将他作为拉拢的最重要对象。“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凯即携女与越飞一起乘亚洲皇后号轮船离沪赴日。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行向苏俄要求援助。越飞的目的，则要借此行以拉拢廖。前者之所以达到了目的，12全因后者拉拢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凯竟完全相信苏俄至少六十年后才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而决心为推进现在的中国国民革命，努力于“联俄容共”的做法。此后，廖仲凯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引渡到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鲍罗廷亦因廖的忠诚，而将廖视为臂膀，视为“志同道合”者，更在孙逝世之后，为全面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权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国民政府时，因廖帮忙驱逐了胡汉民，收买了汪精卫，苏俄顾问竟让廖担任了十三种职务，并使之实权和事权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杀，苏俄和中共对国民党权力的篡夺，也许不会失败得那么快；而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救党北伐的成功，也就不会成功得那样快了（详见上卷第三章）。
三、贬逐胡汉民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国民党的领袖位置成为虚位。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可以接替孙先生者无非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凯和蒋介石四人。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向为孙中山所倚重，且为广东大本营的“代帅”，政治会议主席。汪于辛亥之后去国良久，刚刚归国，虽有名声，了无实力。廖为鲜明的亲俄亲共派领袖，是苏俄与中共属意的人物。蒋则是被广东革命政府视为“长城”的军事实力派。因而，在实际上，最有权力或能够顺理成章地继承这一领袖地位者，是胡汉民。但是苏俄顾问鲍罗廷不喜欢胡汉民，因为他不亲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倾向，又绝不顺从苏俄和苏俄的顾问们。由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这样一个权力真空阶段，由于廖仲凯的积极配合，手控俄援的鲍罗廷便趁机掌握了国民党大权，并藉成立广东国民政府，而与汪、廖密谋，将胡汉民从“代帅”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先是让胡仅仅做了一个几是“空位”的外交部长（按：当时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广东政府除掉与苏俄有所谓外交事务以外，别无外交可言），后则利用廖案，公然地打击甚至要逮捕胡，直至干脆将胡逼离广东，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由是，苏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绊脚石乃被踢开，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买汪精卫
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汪精卫曾去国良久，俟国民革命颇有起色之后才回国归队。以其历史地位，是为国民党革命元老；视其事功，则除掉谋炸清摄政王和参加《民报》对改良派的大论战而殊获名声以外，并无其它建树。但他仪表堂堂，口才动人，颇引人佩服；却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领袖欲极强。由是，他的名声和权欲，特别是他在国民革命阵营中了无实力的实际状况，便为鲍罗廷所看中。在廖仲凯左派旗帜过于鲜明，蒋介石又被视为中派的情形下，为了贬逐胡汉民和打击其他敢于分庭抗礼的国民党元老，更为了在满足了他的权欲之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能够顺利地为苏俄顾问和中共所篡夺，鲍罗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机会，于北京苏俄驻中国大使馆找汪精卫谈话，明白表示“孙后国民党的领袖非汪而莫属”（参见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与鲍罗廷勾结在一起，非但彻底改变了他原来反对“联俄容共”做法的态度，而且事必以鲍为马首瞻，甚至在鲍的策划下与鲍、廖一起进行“黑箱作业”，背着当时仍然是大本营代帅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胡汉民，私定和擅自公布国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私受鲍、廖所“赠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汪不仅卖力地将国民党“二大”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大部让与苏俄及中共，为苏俄顾问和中共驱逐本党的“右派”，开除本党的元老，贬抑直至迫害曾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的蒋介石。三个月后，汪虽因中山舰事败而被黜出国十六个月，然而，他从此便在苏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时，一再地充当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者和内讧、内斗的制造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武汉国民政府办成了国民眼里的“俄国政府”。直至他因亲睹斯大林给中共的命令而大惧时，13才决定“驱俄和分共”。然而他为鲍罗廷和中共所阴谋煽动而更加膨胀起来的权欲，却使他终生不能安于蒋氏之下，以至每逢叛党坏国之乱，其必参加之，亦必策划之，推波助澜，几起几落，直至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卖祖国、甘当汉奸的不归之路。
五、打倒蒋介石
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成功地蒙蔽了孙中山，拉拢了廖仲凯，贬逐了胡汉民，和收买了汪精卫之后，用中共御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民党的“二大”上，便终于“洋溢着一派乐观的左倾气氛了”！14
但是，当苏俄与中共在国民党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的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变本加厉地加速他们诱逼国民革命的步伐时，被广东国民政府和广东人民“倚为长城”，并被中共党魁陈独秀称为“中国民族革命柱石”的蒋介石，因保护国民党反共元老，制止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发展地下组织，坚持提出和维护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果断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奋而救党，率先提出“整理党务案”以坚决护党，提早发动北伐、并且不数月便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因而不仅迅速成为孙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领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因日渐感到了由蒋介石的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恐慌，从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蒋的高潮。此后，他们所有反对、破坏、背叛北伐的罪恶行径，既没有一件不与旨在打倒蒋介石相关；更没有一件意在打倒蒋介石的行为，不与诱逼、破坏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相连。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冀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
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亟欲打倒蒋介石的主要阴谋手段，一是由苏俄军事顾问团在黄埔军校指责蒋介石“不革命”；二是反对蒋提出的北伐主张，宣扬北伐必败论；三是指蒋为“新军阀”，煽动其部下王懋功叛变，克扣和削减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费；四是既不允许蒋辞职，又不慰留，却要遣蒋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暗示蒋出国，直至发动“中山舰事变”，试图绑架蒋赴俄软禁。目的均在逼蒋离开广东，剥离蒋的军权（参见上卷第四章第二节）。再就是于北伐胜利出师后，阴谋决策“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始终推行“拥汪反蒋”的谋略，并一再挑起“迁都之争”，扩大“迁都之争”，再起国民党分裂内斗的风潮，以阻蒋继续领导北伐（参见下文）。然后又制造北伐军内乱，动摇北伐军军心，先后于南昌、武汉公然挑唆旧军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于北伐军胜利进军途中“取蒋以代之”。15甚至阴谋发动武汉政变，公然褫夺正在领导北伐的蒋介石于国民党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和重要职务，公开指骂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和国民党“新右派”。直至因蒋介石已经决心“清党”，而在“武汉俄国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参见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