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我想他的意思是：想知道今后我们会去哪里，历史能告知我们曾去过哪里。用乐观眼光看人类史，其流程可以说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专制和暴政的过程。但血腥的历史图页依然告诉我们，在追求美丽新世界征途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二十世纪像我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也已把自己的印记烙在历史的前额，这烙印中分外醒目的，除了上半期无穷尽的战乱外，还有下半期的文化革命以及作其前奏的大跃进。在全民族迷狂的日子里，无为县的作为无疑是整个境况投射的一个影子，给我们解读那段荒诞的岁月提供丰厚的想象空间。
安徽省无为县的经历是一段浓缩历史，四九年渡江时，刘邓大军从这里千帆竞发，五四年遇洪水泛滥冲破长江大堤，政府放贷款、送口粮、捐衣物，大灾之年无一人因缺粮少吃而丧生。党再次扮演了救星的角色。此后，作为消灭地主、资产阶级，建立这个星球上最先进制度一部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掀起后，无为县也不落后。
宣传机器的有效运作，旧时饥饿刻骨铭心的伤痛让农民义无反顾投入到合作化浪潮中。这种不顾客观现实的作法却遭到生活本身的顽强阻击。平均分配制度下劳作积极性的缺失和气候反常的来临，让先前美妙设想象眩丽肥皂泡在空气中破裂开来。收成不理想，大部分人家缺衣少柴，生活全面恶化。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农民们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公开责怪政府，一时人心惶惶。政府的动作如救灾时一样迅疾有力，省、地派来工作组，对他们进行严肃批评，进行“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他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单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的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农民们被吓住了，虽然他们觉得这和开始说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说法有些矛盾，但政府不是好惹的，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账目的庞大和未知的莫明激起他们无所不在的恐惧，从此没有人再要退社，此后，合作化在全国轰轰烈烈推开，翻开当时的报纸，状写大跃进的空前速度、人们自愿加入的鼎沸心情的篇章铺天盖地，他们在欢呼一个伟大世代的到来。
一个风起云涌的转型期也必然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对革命的神秘图腾最终让我们有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感觉。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波的法国大革命领袖们信奉这样一句话：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而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虚弱的。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为文化革命催生的无为县第一书记姚奎甲是兼俱“美德”和恐怖的人物。这一人物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没有制度的抵制和约束，人本身的邪恶会怎样的肆无忌惮，当不具同情心的权力唱着道德的高调又会怎样损伤政府的公信力，让民众失去对正义和永恒的信仰。
五九年，在天灾加上人祸使饥荒漫延开来时，无为县各个公社都死了人，面对哀鸿遍野的惨状，姚却在会议上说：现在农村究竟有没有粮食，我们的回答是粮食不但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姚开始动手了，在随后的“反瞒私产”运动中，仅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就有36人被捆、绑、吊、打。东河大队队长被斗时，受到打、拖、冻的待遇。在隆冬寒季把衣服扒光，用冷水浇的残酷打击。姚的工作方法改变后不久，成果大量涌现了。刘渡公社在粮食入库时，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经批评，思想作风问题解决后，增加到每天70万斤。依照无为县各公社上报的数据看，各公社不仅不应该饿死人，简值拿粮食来铺路都绰绰有余，这也难怪姚说粮食问题是思想作风的问题了。只是随后不久，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问题到底是暴露了，姚旋即调往徽州地区。
当然，无为县还多人还是记得姚的，他的“美德”让人感受到的只是死亡的气息，但他的恐怖却具体而实在，象挂在天空中太阳一样耀眼。无为县响山公社的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竖了旗子，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就躲开了。高沟公社一次正开党委会议，听说姚来了，党委们立刻解散，有几个党员骑着自行车就跑。公社干部在姚面前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党内高级干部在基层干部面前充当类似于死神的角色也算是空前绝后了。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姚在训斥，甚至打骂下面的干部时满怀着实现理想的激情，他不过是那台巨大机器上疯狂运转的一个轴承而已。他对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世界信以为真，他觉得自己拾到了一张黄金世界的预约券，于是狂野突进。只是像我们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是无法不产生庄周梦蝶或者是蝶梦庄周这样的幻像的！于此，我突然记起昆德拉先生在《玩笑》这本小说中所说的一段话：人们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计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