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储安平与胡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一派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出自恩师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后来罗斯福新政暗合，可谓在美国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储安平曾留学于费边社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老师拉斯基。储、胡二人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
同为自由主义阵营，储安平并非不想邀胡适为撰稿人，也曾恭请胡适当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不是胡适与储安平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两人对时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相距甚远。
胡适一贯温文尔雅，广接善缘而少有敌人，即使与骂他的人私下也可以成为朋友。以胡适为人处世之道，不可能置储安平的请求而不顾。不久之后，胡适大名终于赫然列在《观察》封面之上。这对储安平和《观察》同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然而，胡适却迟迟未给周刊一字。
储安平1947年7月亲赴北平面见胡适，行前曾专门致函再次恳求胡适赐稿。那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胡适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增加储安平不少勇气。储安平回上海后再次斗胆向胡适约稿，称胡适文字会使《观察》蓬荜生辉。如此恭敬的“乞稿”，胡适安能置之不理?
储安平
然而，直到《观察》停刊，两年里胡适未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观察》也只刊过胡适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此外就是转载胡适的言论和介绍他的有关行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适这段时间并不是封笔不问世事，而是把多数文章发在一本叫《独立时论》的刊物上。1947年9月28日，胡适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此文发表前胡适在文中所提及主张已广受关注，储安平曾在此文发表之前就致函胡适，希望《观察》能首发此文，但胡适却以已先投《独立时论》为由拒绝。
不过，胡适最终同意《观察》转载此文，同时为《观察》题词：“要那么收获，先那么载。”胡适用此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从这区区几个字来看，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当然，《观察》奉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胡适是支持的，但在具体观点和价值评判上，双方恐怕就差异万千了。
胡适自1946年夏归国之后，眼见好不容易赢来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却风雨飘摇，各种丛生的积弊逐渐拖垮了这个政府，内战无休无止，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几个在野党不断撼动这个根基不稳的政府。在这大厦将倾之时，是推一把，还是扶一把，是胡适与《观察》诸多撰稿人，尤其是储安平最大的区别。
在胡适眼里，国民党这么多年毕竟是一步步在前进，制定《临时宪法》，结束“训政”，召开“国大”，历史正朝着宪政得寸进寸，得尺进尺。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储安平可以办杂志自由批评，这本身也是民国以来言论自由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如果此时一味谴责政府，无异于是摧毁政府。胡适向来强调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他在发言和批评政府时很谨慎，决不逞一时之快而放弃责任。
然而，《观察》从创刊到终刊，储安平极尽铄金之能辞，多用激烈的态度批评政府。他太痛恨这个腐败的政权，以至于不顾一切地落井下石。可要知道国民政府不能遏止的颓势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10年间，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杀的成绩。这段上升期在储安平眼里却不见，他只是一味否定这个政权，在这个大厦将倾之刻推上有力的一把。
比如对学潮，储安平是完全支持，强烈谴责当局，所有《观察》刊登报道学潮的新闻和评论，都是全盘肯定并煽风点火。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把学生运动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
在储安平的言论里，布满了国家、牺牲、代表、公平等字眼。而胡适则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两人具体观点一对比，简直像两种话语体系里的自由主义。
社会是需要储安平这样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的“扒粪者”，但是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观察》创办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粪的叉子失控了。
欲使灭亡，先使疯狂。储安平和《观察》在激情相挟下，丧失了理性。原本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但很多文章越来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中间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难怪几十年后，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