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重新拿起笔写字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打定主意不打算做王小波笔下的某个人。那个人在文革的时候穿着长衫，在地下室当中用红蓝铅笔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描画，模仿某位前辈在估算世界革命形势。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那种大而无当的判断往往只能是一种虚妄。但写时政评论多了，无论是不是主动避开这种宏大的选题，都会在心中对时事的走势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未必正确，有时候也不妨说上两句。
尚未过完正月十五，就感觉这个节过得太他妈给力了。这边儿民间打拐、讨论救助乞讨儿童，那边儿有个无论是邓玉娇案、钱云会案都冲上前去、以公民观察者身份出现的屠夫，被警方以涉嫌传销的名义带走调查；连著名的湖北潜江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都被潜江某学校的副校长带着体育老师给绑架走了。几件事儿放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一边是民间在努力救助，这边是官方主动的绑架，真是“民间打拐官家绑，不知此地是何乡。”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官方对于民间打拐与救助乞讨儿童多少表达了一些认可，但对于这个活动的指向则很可能很快就会恍然大悟：因为救助乞讨儿童原本应该是官方责任，只要这个活动继续下去就会发现，根源恰恰在于我们这个GDP全球第二的政府并没有像它对外表现的那么有钱，至少是没有钱来做这个事儿。而独立参选的姚立法以及公民的独立观察者屠夫，则更是被视作敌人与捣乱者。
其实从现在的状态而言，民间的有识之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做得事情更多是在弥合这个社会的鸿沟，希望在渐进的、改良的路上向前走。，不但并无威胁政府稳定之意，好多举措只要官方顺势而为，完全可以使得已经透支过度的政府信用得到一些回复。而这些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草根民众，所争取这个机会大多是看到中国折腾这些年，实在不想这个社会再付出巨大代价。但现实是官方把这一切都视作挑战与恶意，不断进行打压，原本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更为渺茫了。
为什么会如此？就拿经济利益来说，各个利益集团原本在一个整体框架下抢夺民间财富，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平衡关系的，而现在则是分开攫取，每个利益集团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最大化基础上只剩了最后一点共识：不能让民众反抗。这种状态下，全面维稳与分开的抢夺行为才会这么如火如荼，即使明显的不公也不能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而只能选择埋单。比之总体抢夺后分赃，更为难以让人忍受。
原本设计的路径是通过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改革，以期平稳过渡后水到渠成。但这个想法的致命点在于，经济改革如果不配套政治改革的话，权力可以很轻松的使得经济改革成果落入自己囊中，然后用这种方式裹挟天下，使得政治改革进一步停滞，或者干脆以官僚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式来对政治进行改革，用来固化自己的利益。
这种固化的利益必然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每个在这种利益当中的人，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分一杯羹，而这种情况必然也会得到默许，因为现在的所谓“腐败成本”根本就是“维稳成本”的一部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思在现今的状况已经是一手是权、一手是钱了，两者相互为依存，少掉任何一个，另外一个也必然失去。
在这种状态下，未来的路就很少有选择的余地了。一种是普遍性的群体性事件反复多次发生，社会在某个涉及面最广泛的政策前崩盘。这个事件目前看最大的可能是房产税，不是现在试点的房产税，也不是短时间内有可能铺开的针对多套房、超标房的房产税，而是在不远的将来针对所有物业的房产税。而这个税收的基本目的是替代土地财政，这又是必须走的一步，甚至还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肥的作用。但很遗憾的是，这是向所有人直接收取的税款，这么直接收税而不遭遇直接反抗的，在现代社会里相当少见。
但也有其他状态可能发生，比如说在现代传播的框架下，某一个触及了社会底线的事件在核心地区被曝光，从而引发连锁反应，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危险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很低的，民间积怨不会深到这个程度，但要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这种核心城市发生就很难说了。纵观这两年达到地区性全民暴力反抗的事件，往往并非是那种事关众人的公众事件，而是因为积怨太深所导致人人上来打酱油。
另外一种模式的道路有可能就是所谓“重庆”模式了。虽然学界以及其他高知阶层对于重庆模式不以为然，但那种模式通过建国前三十年的记忆，以及甚至到目前尚未有变动的基本意识形态灌输，对于一些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并且看上去好像是维护了至少中低阶层的利益。社会虽然不会反转到文革时期(主政者本身也不会希望)，但还是会在权贵资本主义与威权政治之间使得社会进步终结，最终会窒息社会的生机。
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脱离开这个治乱循环的历史悲剧？如果这在10年前、或者5年前都是一个看上去无解的问题。但现在的传播条件以及公民自组织能力，使得这种选择有可能成功。
如果借助网络以及移动信息终端，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公民的自我组织成本降低，通过社交网络，能够减低这种寻找的成本，通过信息的广泛发布，可以寻求一个最接近的真相。这些东西不是筑起一道网络长城、设置一些词汇供敏感用就可以拦截的。在这种状态下，有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建构起一个公民自我联络、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机制，并且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具有现实力量的团体。无论是温州钱云会事件的“公民网络观察团”，还是于建嵘教授出面组织的“打拐救助乞讨儿童”，都已经证明事情已经在萌芽当中。
这并非是寻求政权的转移以及翻天覆地的社会运动与改变，而是在一个契机之下自下而上重启社会改革，使得绝对权力与普遍的民权达到某种平衡。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愿上天给予这个国家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