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好几篇文章将埃及革命与中国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比，这些比较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两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六四运动纯粹出于自发，而埃及革命则是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准备的。如果不比较这一点，也许就会遗漏了总结埃及革命的最重要经验。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回避总结这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潜意识，因为在中国执政当局的宣传用语中，任何组织活动都被严重污名化，运动背后的组织者被诬称为“黑手”，组织化行动则被称之为“阴谋”。
我觉得国内学者应该考虑引进研究社会运动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中国急需之学。
一、埃及革命的推手浮出水面
对埃及革命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者是谁，最开始莫衷一是。埃及革命运动伊始，西方一些媒体对于这场运动的报道都将重点放在规模、口号及广场狂欢上，对于组织者是谁并不清楚——最开始，西方媒体报道说是20余个主要成员为80后青年的组织；继而是BBC记者所作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再后来，一些中东专家根据他们对埃及的长期观察经验认为，在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会才有能力组织这么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抗议。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刻意隐身，最初在政府表态愿意与反对派代表晤谈时，竟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谈判对手，直到推举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署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代表反抗者谈判时，穆斯林兄弟会才现了真身。在声势浩大的2月4日大游行后，副总统苏莱曼邀约各种反对力量谈判时，我注意到最开始穆斯林兄弟会曾拒绝参加。最后到2月7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开始协商谈判，邀约的组织除了穆斯林兄弟会、自由派的宪政党（Wafd）和左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之外，还有民主派青年团体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无党派政治人物与商人。一度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的巴拉迪却未获邀约。
这一情节很值得琢磨。因为苏莱曼曾做过18年情报局长，以他所掌握的资讯，当然非常清楚在反对派当中谁才是这场革命的真正推手，这是他选择谈判对手的前提条件。如同美英等国的中东专家所言，巴拉迪虽有声望，却对埃及社会并无实际的影响力。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严密，经营有方，拥有许多产业，经济实力雄厚，因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在埃及底层社会及阿拉伯世界拥有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活动是反映埃及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矛盾斗争的晴雨表。虽然长期以来被查禁，但却是埃及组织最严密、也拥有实际影响力的最大反对团体。这一组织从成立以来与埃及历届政权经历多次分分合合。这次同意参与和穆巴拉克政权的会谈，是国家与这个违禁团体之间关系的转折点。
二、埃及社会为何会有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
这些组织成为埃及政府的谈判对手，当然不是依靠广场政治一战而起。埃及穆巴拉克虽然独裁，但由于近代以来埃及社会的持续开放，及其奉行的亲美路线，其政治体制属于开明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与中国这种黑暗专制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埃及有允许民众自组织化的空间与可能，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
自1979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埃及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版图的重要盟国，美国每年都向埃及提供近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美国政府的外援榜上，埃及仅次于以色列排名第二，也因此，美国可以在政治上直接对埃及施加影响。在小布什任内，政治学者赖斯成为国务卿。这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较喜欢用理论来规范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一度走红。这一政治分析模式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将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主导型和“弱国家-强社会”的社会主导型。在前一种结构中，西方势力会遇到抵抗，而在后一种结构中，公民社会比较容易发育。二是努力构建沟通行为体，意即：西方观念若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作为中介的沟通行为体。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移民都划入了可能的沟通行为体范畴，认为只要它们可以自由进入一国的内部政治经济体系，就可以使国内决策权威出现分散及被分享，从而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理论构想下，美国希望通过各种NGO的活动，使埃及逐渐改变为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因此，民间组织有一定发展空间。 目前埃及共有各类非政府组织2万个左右，包括全国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Central Department）、地方性非政府组织（NGOs registered at the Governorates）、基金会（Foundations）、联合会（Federations），涉及经济、卫生、教育、文化、家庭、妇女、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组织，如全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妇女委员会等，虽然为半官方组织，但其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与国际社会的对接比中国要好。各类行业工会较中国的官方色彩淡一些。尽管政府对外国NGO的注册管理非常严格，但并不像中国那样将外国NGO视之为西方势力的颠覆工具，其活动空间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之前，穆巴拉克在美国的压力下，提出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进行修改，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从此，总统选举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游戏”，允许有挑战者出现。议会选举也同样遵循一定形式，虽然绝大多数议席由穆氏所在的民族民主党控制，但也还有十余个反对党能够获得少数议席。埃及反对党派在选举进行中能够不断投诉存在舞弊行为，以及在监督投票时进行干预。这些政治平台的搭建，为反对派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空间，而facebook的出现则为80后的青年在虚拟空间提供了组织平台。所有这些，都使得埃及能够从“广场政治”向“圆桌政治”出发，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弱国家-强社会”的转型。
余论
观诸中外历史，任何的集体行动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经过组织化过程的前期准备。运动规模越大，运动目标越高，对组织的几个要素，如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素质、领袖的整合能力，以及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的要求越高。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只有过80年代启蒙的思想准备，根本就没有任何组织化过程的准备。所谓学生运动其实也只是因为学生集中居住在校园、凭着一腔热情而展开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既无任何初级的组织准备，也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所谓学生领袖基本上产生于广场运动之中。参与是次运动的知识分子凭的也是良知，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临时聚合能够达到当时那种规模与水平，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埃及要向弱国家-强社会转型，还得经过若干轮广场政治与圆桌政治的淘洗。与埃及的民间政治相比，中国还未真正开始。不管埃及反对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否理想，中国人应该从中学习的重要经验就是开始社会自组织化过程。这个过程会因为中国当局对颜色革命的过度防范而变得特别艰难，但却是社会和平转型和国家政治进步所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