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文革长一岁，六五年生。我记事时，文革已暮年。和多数人一样，我也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革进入强弩之末的标志。
我们那一代人，虽年纪尚幼，却已普遍具备强烈的领袖崇拜意识和非凡的“是非”辨别能力（后一个能力是自定义）。起码知道毛和林是最伟大的，是不可分割的，是数一和数二的。
有一天，大院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在一起玩，有个胖胖的家伙左右前后看了看，又跑到四周察看并远眺一番，其它小孩诧异地望着他，不知他所寻何物。然后他回到我们中间，压低嗓音，仿佛怕把谁吵醒，说，林副主席给打倒了。
我们如同前几天猝然目击一个上吊的人，惊的瞳孔放大，嘴巴微张，目光迷离，如同被魔法定格，咒语就是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字。片刻寂静之后，几个小伙伴狼嚎般叫着扑向“魔鬼”，就是那个胖家伙，痛殴。
我们震惊的，不是林总被打倒，而是这小子居然如此反动，敢说林总被打倒了。
当最终证明反动的不是他，而是林总时。我们便有的干了，纷纷把家里的语录，书籍，杂志找出来。在林彪及其党羽的名字和像上，或打叉，或涂黑，忙的不变乐乎，且油然而生成就感。自认为给革命做着贡献，在能力范围内。自豪，骄傲。
还是那个小胖墩，涂抹林彪画像过程中，不小心涂了一笔在毛的脸上，当时的新闻照片以及政治宣传画，绝大多数都是毛林在一块，或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或交头接耳，或相视而笑。亲密如夫妻。结果，这小子惨了，二度遭打。
好在我们小，没多大劲，他没留下硬伤。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没向大人告密。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这家伙威胁说，如果我们敢告他，就把我们偷家里零钱买糖果，用铁条开父母抽屉锁的事抖落出来。我等权衡利弊，遂作罢。
稳妥起见，我们还积极协助销毁“罪证”，将画像扯下，撕碎，厕所冲走。整个操作过程，心惊肉跳，不，是惊心动魄。因为这是对领袖更严重地亵渎，虽然上面也有反动的副统帅。那种罪恶感伴随了我们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小伙伴们见了面都不自然。
此后，这个小胖家伙只分管找出林彪等人的字样，不再参与涂抹。
前面说的那个上吊的人，上吊原因，坦率地讲，不是遭政治迫害。是个女孩，比我们大，我们叫大姐姐。死因有多个版本，一说内衣被盗，一说洗澡遭窥，还有因恋爱受家长痛责，反正事关清誉。也可见文革时，对性纯洁的病态标准，足以杀人。我还记得她用于上吊的黄色背包带，像垂死挣扎的青蛇纠缠于她剥皮松树枝干般僵硬扭曲的项颈上。
记得我们学校组织去省城展览馆参观“周恩来生平摄影展”，想不起哪一年了，好像粉碎“四人帮”不久。
参观过程中，大家仰着的脸一律呈现景仰神情。有一个同学，平时就经常受欺负，也是同样敬佩的表情，就是手势不对。如果想强调一幅照片——用手，正确姿势是，五指并拢，手心朝上，斜上方伸直手臂，类似现在饭店侍应生请客人上楼入席的动作。而这孩子只伸出一个指头指指点点。于是出现了一阵小骚动，凡是手能够着他的，就伸手扇他头；手够不着的，就用脚踹；手脚都够不着的，便厉声喝斥。惭愧，我也踢了他一脚。面对领袖相片，肢体动作来不得半点马胡，否则就是大不敬，如果处于公众场合，立马招至祸端。可见当时的政治“规训”有多么彻底。
那天去幼儿园接弟弟的路上，我走的急，因为我有事相告，是刺激人的消息，暂时还不能公开。
拉着弟弟的手，走出一段，环顾四周无人，我告诉他，王洪文被抓了——这是我从大人那里知道的。弟弟一惊，眼神中掠过一丝恐惧，以为我在说反动话。我强调其真实性，他狐疑地问我，是不是能喊打倒王洪文了？我表示可以，但要小声，因为还不能公开。于是他压低嗓门，与其说是喊，不与说是念，小声念了一遍打倒王洪文。又念，音调渐高，被我制止。一路上，凡是没人处，他就低声念叨，很兴奋。
现在想想，当时他那么小，也就四岁，不可能觉悟这么高，能提前洞察王洪文不地道，获悉其被纠出，因遂愿而喜。
从这件小事，可见当时的政治生态之畸形，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姓甚名谁，一个四岁的小孩居然已耳熟能详。这甚至是爱不爱国爱不爱党的衡量标准，荒诞吧。
至于他絮絮叨叨了一路“打倒”，也许是因为成天“拥护拥护”说腻了，乍一“打倒”，新鲜。另有一种终于可以亵渎“神圣”而带来的原始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