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葫芦血案 作者 沈不沉
1970年春，下汪劳改一中队出了一桩奇案。乐清人周金弟，原在虹桥中学读书，与同班女同学小玉从小青梅竹马。小玉是他们学校的校花，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周金弟脑子灵，从毛主席石膏像中获得启发，准备别出心裁，利用草葫芦闯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新路。反正学校也不上课，干脆回家种草葫芦。他的想法得到小玉的支持。
他从集市上买来一个毛泽东木雕头像，放在一个盒子里，浇上石膏，拆开后就成了一块阴模。等到草葫芦结果时，把石膏阴模套在葫芦的小头上。成熟后，草葫芦就成了一尊毛主席像。再灌进一些水泥，此像就成了不倒翁，憨态可掬，拿到市场上十分抢手。那年秋天，他光是卖草葫芦毛主席就赚了300多元。
二人正筹备结婚，不料大祸临头，周金弟被抓了，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而且走资本主义道路。
丑化伟大领袖是大罪，少说也得判10年，小玉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她找到公社治安员，请他设法搭救周金弟。这位钱姓治安员，年龄四十开外，疏眉谢顶，一副长者的模样。他告诉小玉，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他一句话，周金弟就可以出来。小玉信以为真，千恩万谢。可是接着这位貌似长者的治安员就对小玉提出性要求。小玉大为意外，断然拒绝。事后想想，只要自己的心上人能平安无事，就吃点眼前亏吧。不料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案件拖了半年，终于判决。并没有传闻中那么严重，周金弟只被判刑三年。最糟糕的是，小玉竟发现自己怀孕了。牺牲自己的贞操，不仅没有救出自己的心上人，反被人欺骗，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千思万虑，她觉得对不起周金弟，已无颜活在世上。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她留下遗书，带着一个近半年的小生命，跳进村边的大池塘。
一天，蒋堂农场的一位管教干事，特地来到下汪劳改队找周金弟谈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还出示了小玉的遗书，并教育周金弟正确对待此事，不要意气用事。周金弟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出工时，周金弟逃跑了。蒋堂农场预感此事严重，立即派员赶到乐清。但为时已晚，那位钱姓治安员已被捅了30多刀，心肝被挖空。次日一早，有人发现周金弟自杀在小玉的坟头，坟上摆放着一副血肉模糊的心肝。
这是1970年我从武林机器厂调到下汪大队后听到的第一个如此惨烈的故事。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我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补白：爷爷当过保长，三个老婆生了六子四女。共产党来了，爷爷逃跑了。也许是觉得逃无可逃，也许是想念家人了，几年后爷爷自己回来了。他夜里先摸到四儿子（我四叔）家，因为他家独门独户。四叔害怕受连累，开门给他一碗饭，就让他走了。爷爷很绝望，决定自杀。但是没死成，又逃到萧前湾村萧金的父亲家去敲门。萧金的父亲很高兴，说：“你不是老保长吗？”爷爷就这样被捕了。我父亲去看他的时候，他被绳子反绑着，坐在门槛上。十多年了，见到自己的小儿子，爷爷很激动：“是小八吗？”“是我，大。”爷爷被判刑4年，入狱的第二年（1960年）就死去了。监狱不通知家属，只给大队写了一封信。大队里没人愿意给地主捎话，所以我们家的人直到1961年别的狱友出来后告知才获得爷爷的死讯。当时死掉的犯人都被埋在一个地方，上面插上竹条，等人认领。爸爸他们去认领时，那块地早被别人平整了一遍，麦子都有膝盖高了。所以现在罗甸子水库边爷爷的坟，是空的，衣冠冢。爸爸经常说：“也许你爷爷的骨头渣子被水冲到一个风水宝地去了，要不然哪里会有你们的今天。” 杜冷丁
送父还乡 作者 潘虹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
头一天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静，今天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我说带了。“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我点点头。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补白：有一天我教的一个男学生问我：“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他刚十五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说话时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描述说，在王府井天主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驱逐出去（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报导），然后他们住进去。教堂里储有罐头，吃饭不成问题。他们每天到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进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另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用时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艾柏林
右派的苦难没完没了 作者 俞梅荪
父亲俞彪文，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原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参与制定国家保险政策和业务规章，组织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受到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5月，父亲按照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的要求，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遂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7月22日，不忍受辱，含冤自杀，终年31岁。
父亲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母亲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是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迫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业停业，公司全部撤销，母亲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至退休。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文革期间更甚，被抄家被辱骂。1974年弟弟中学毕业时因受歧视刺激，自杀未遂，患上抑郁症。1977年我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当了钳工，弟弟则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七八年就要住院治疗。我俩从小怨恨父亲带给我们的不尽劫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父亲，连想都不愿去想他。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母亲携我上访，遇见久违20年的父亲的同事、诗人北岛的父亲赵济年（时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他带我们求见父亲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传出话说没空。一周后，赵伯伯又带我们去见林，林仍说没空，不予见面。我们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父亲的档案，做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其中有父亲的发言。父亲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父亲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任何错误。我据理力争，几经争执与周折，人事处长张秀苒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海淀区民政局按照父亲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母亲和我用此款把父亲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4年，我又遭人栽赃，蒙冤入狱3年。
每年7月，母亲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此时我和弟弟都格外小心，但从不关心父亲的忌日具体是本月的哪一天。2003年，母亲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告诉我们，当初父亲去世时，母亲本想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然后自己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太没意思。”我每每打断她的话，安慰她，却从不询问父亲的去世经过。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父亲的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父亲的同办公室同事周庆瑞，可惜的是周已在上个月去世了。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我们的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财政部宿舍）1门，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父亲从5层阳台坠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我徘徊观望良久，却最终也没有勇气叩开“我家”的房门（父亲去世后，我家搬走，母亲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在其《三不老胡同1号》一文中写道：“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北岛的回忆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吃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的一个夜晚，母亲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的昏暗病房看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父亲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也不会说起，更不曾向母亲询问。1979年在为父亲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原本要召开批判父亲的大会，不料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父亲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2008年4月，我到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兄弟俩平生第一次谈及自己的父亲。弟弟认真地看着北岛的文章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父亲在给家母的绝命书中写道，希望她努力把两个孩子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落泪。弟弟还提起，1997年，我获释出狱后，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祭奠父亲。她要我俩向父亲灵位鞠躬，她自己则仔细擦拭父亲的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从不理解父亲，过去母亲要我去为父亲扫墓，我一向拒绝。
1997年，我出狱回上海，把因我入狱受惊吓而发病住院、仍然滞留在精神病院的弟弟接出院。此时祖母已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闲置起来。我的知青“朋友”惠进德，在弟弟住院期间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此时提出无偿借住我家祖居一年。住满一年后，他又与我家攀兄弟，要求把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私下廉价转让给他，并以保留我们兄弟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负责代管我弟弟日后回上海住院的监护事宜和出院后安排我弟弟在他的私企工作从而回归社会为条件。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后，惠进德回避其保留居住权的承诺，多次拒绝医院的出院通知，并对我家隐瞒此事。2007年底，滞留在市区总医院6年的弟弟，被遣送至郊外闵行区颛桥分院。他深感出院无望，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医生及时发现抢救，施以电休克治疗。这种疗法每每使弟弟昏死过去，丧失记忆。
为此，我向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拒绝，他还警告我“要识时务”。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竟发现我家祖居（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花园洋房第三层4室1厅廉租公房）早在1999年已被惠进德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并伪造其签名和私章退掉了。他们还伪造《住房调配单》，把我弟弟调配到郊外北新泾平塘路185弄112号302室，而实际上这是别人的住房，根本无法迁入。惠进德又伪造公文，把他全家4人从虚拟的185弄100号603室迁入我弟弟的住房，再利用离婚把我弟弟的住房有偿转让给其“前”妻。到派出所查询发现，惠进德的儿子已成我弟弟《户口本》的户主，惠进德自己则另买房子迁走，完全脱身了。就这样，我弟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实际却无住房的黑户。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就这样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非法手续，“几经易手”，被悄然“合法”夺走。
2008年初，为了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为使弟弟恢复正常回归社会，我时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几日。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回北京，我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祖居被占问题。2009年初，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公室的通知后，满怀希望回到上海，把病愈滞留在医院多年的弟弟接出，一同去上访。没想到，长宁区政府信访接待员一面怪我当初引狼入室，一面却又用惠进德提供的自相矛盾的所谓证据为其辩解，说惠有社会地位，可以搞定事情，还代惠转告，尽快把弟弟的户口迁走，另买房子给弟弟住。
在我们的祖居之地，惠进德极为嚣张，说他与信访办已经沟通，信访办相信他、会帮他的，并嘲笑我们上访无用。惠进德的妻子丁有娣甚至对我弟弟推推搡搡，要把我俩赶出大门，引起周围邻居公愤。弟弟拼死要住下，我则因寄希望于继续依法维权上访，把弟弟劝回了旅馆。
我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继续上访市政府信访办，处处被非难，无家可归，贫病交加，生存无着。147天后，终于盼到市政府信访办的《复核意见书》，可是一切虚假手续仍然被认定为真实、有效、合法，予以维持。弟弟屡被刺激，大哭不止。他责怪我当初他回祖居要拼死住下，我不该把他劝回旅馆，说我相信依法维权反而被法害了，更把他害惨了。他不愿看到我，要以自杀而离开我。我羞愧难言，走投无路，积郁成疾，高烧40.2度。弟弟把我送进杨浦区控江医院。我出院后，弟弟厌食厌世，精神恍惚，卧床不起，极为虚弱。我送他回医院后，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成危重特护病人，体重下降15公斤，入院数月一直要自杀。我们兄弟俩依法维权上访，求告无门，惨遭加倍侵害，险些丧命。
2010年初，我到法院咨询。法官告诉我，惠进德伪造签字和公文，涉嫌欺诈犯罪，应该报案。我到派出所报案，并请求其纠正惠用非法手段把家人户口迁入我弟弟的户籍而成为户主。两周后，我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我按程序向区公安分局申请复议，两周后又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我上门请求与警方面谈，也被拒绝。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不少法律法规看上去面面俱到，很完善，但一旦人们当真去依法维权时，方知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你可能反而遭受更残酷的迫害，真正是旧债未了，又添新仇。法律不仅是形同虚设，而且有极大的欺骗性，危害公民，危害社会。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况很糟，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无效，挣扎于贫困绝望之中。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原为财政局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农场20余年。获释后，其祖居住房被亲友侵占，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的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2年获释回原单位，不久又被陷害，判了无期徒刑。12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祖居住房已被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的低保维持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