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政府权力大到拥有全国所有土地，其权力已经不可限制
尽管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改革伊始中国试图回避的问题，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已经越来越尖锐，没有回避的余地。宪政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
2月21日，在财新经济学家圆桌对话——“转型之鉴”上，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成钢提出，过去中国试图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以通融方法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走到尽头。”
许成钢进一步解释，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使得许多基本问题无法通过通融的办法解决。“在没有基本的体制转型情况下，政府力量不会自行削弱。”许成钢说。
从历史经验来看，宪政的前提是土地私有化。许成钢认为，英国和美国之所以爆发产业革命，一个基本的体制条件是，有相对平等的土地私有制和法律对土地私有制的严格保护。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经验。例如，韩国、日本和台湾，上世纪中叶均经历了快速稳定增长，其基本的特征是二战之后推行土地改革。土地给予农民，法律予以严格保护，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长期、平稳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中国经济改革也起源于土地改革。“土地承包制是静悄悄的没有说出来的私有化，是一个不完全的私有化。”许成钢表示，这种私有化对农民土地产权没有法律上完整的保护，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有人发现土地有价值的时候，就有各种理由，并在法律帮助下，剥夺农民土地。”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从工业化为主，变为以城市化为主的发展阶段。许成钢认为，这个时期，土地问题成为中心问题，“中国无可回避”。他指出，当一个政府权力大到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时候，这个政府权力已经达到不可限的程度，“宪政就做不到了。”
现行中国的法律规定，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必须先国有化，这就给了各级政府土地垄断权。
许成钢分析称，中国大量社会经济问题都起源于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包括剥夺农民权力导致社会经济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政府垄断严重扭曲了土地供给，扭曲了房地产市场、导致高房价，还包括强制拆迁和以土地为核心的腐败。“这些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许成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