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 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 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 “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 “根据中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身。而当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之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于墨迹未干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申 “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烟幕弹而已。
三、中共企图抢占东北的阴谋终于在苏俄的支持下达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当刘少奇在与苏军上校会谈后，因突然明白苏军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抢进东北”时，当天，刘少奇连向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都没有请示，就立即抓住这个“千秋一时”的历史机遇，决定派遣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与莫春和立即乘坐苏联上校的飞机飞赴东北，并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同时，为便与苏军打交道，还特别授予彭真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及莫春和为上校军衔。当晚毛泽东同意的电报拍来时，彭真等已经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 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12 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