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深圳，记者采访在银湖山中流浪了8个多月的文维龙父子。文维龙，自称广东陆丰人，年近半百，两鬓斑白。带着9岁的儿子，在银湖山中流浪了8个多月。山中的菜农们都说，文维龙曾经身家百万，然而四年前，他的前妻卷走了所有的积蓄。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文维龙最大的希望就是，想个办法让他儿子重返校园读书。图为父子俩走在上山回家的路上。
3月7日，父子在上山的途中休息，文维龙虽然已经两鬓斑白，但依稀可见当年意气风发来深圳寻梦的样子。文维龙身材瘦削，面色黝黑，一头曾被染成红色的头发，如今发根已全部变白。他拥有3间棚屋，一间睡觉，一间做饭，一间放置杂物。屋子都没上锁，“一来这里没有小偷，二来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文维龙说他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 然而流浪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般逍遥快活。文维龙每天都要挑水，好在山上有一处泉眼，泉水流得慢，需等半个小时才能接满一担水，一个来回得耗去他一个多小时。 泉水甘洌，文维龙将其烧开后，灌进热水瓶。每遇上一个来访者，他都会倒一碗开水奉上“喝山泉水，好甜的”。
3月7日，窝棚的后面摆放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损坏的唐三彩，小家伙没什么玩伴，经常会骑在上面发呆。刚遇到记者的时候，小文沉默寡言，但很快就变得健谈了。他说平时从不下山去玩，因为父亲告诉他“山下面到处都是拐卖小孩的”。 但在山上，他没有可以一起玩耍的同伴，他连爬树掏鸟蛋都没有尝试过。
小文偶尔对着母亲的照片发呆，但他的回忆里，已经没有了跟母亲在一起的往事。小文在日记本上写道：“我也有一个家，也是一个美好的家，就是给钟春玲(化名)打散……” 钟春玲便是他母亲的名字。小文的这篇日记里，还提到了他的外公外婆，他对母亲的娘家人也充满了恨意。“这些事情不是爸爸告诉我的，是我自己记得的。” 文维龙说，其实小文年幼时很少得到母亲钟春玲的关怀。
3月7日，文维龙正在烧火做饭。山中最不缺的便是木柴，文维龙砍了几捆，堆在“厨房”里。他有一个土灶，高不过半米，每天生火时，他都趴在地上向灶膛内吹火，“厨房”内顿时浓烟四起，咳嗽声中，火开始烧旺了。
3月7日，父子两个相依为命在这间棚屋里。在父子俩居住的窝棚边，南都记者看到，小文单薄的衣服明显已经不合身，圆鼓鼓的肚子和屁股，都暴露在衣裤之外。他每天早上八九点起床后，将父亲喊起来做饭，吃完后就开始拿着陈旧的语文和数学课本，温习功课至少两小时。文维龙回忆，他本人出生于1962 年，15岁左右就来到深圳，曾在梅林水库附近种菜维持生活，又在龙华一个窑厂烧过砖，“做过各种苦工，只要有钱赚，除了犯法的事情，都会去干”。 “1988年左右，朋友介绍我到华强北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科技公司上班，我主要负责给公司提货送货，当时是多劳多得，我经常跟着别人一起去香港等地进货，奖金很高，一个月能挣到一两万元。在那里做了三四年，赚了几十万，就开始自己做生意。”文维龙说，也是在那时他认识了钟春玲。
3月7日，父子两个相依为命在这间棚屋里。“我认识钟春玲的一个同学，她叫我帮钟春玲找工作，后来我们就好上了。”文维龙介绍，钟春玲比他小9 岁，但和他感情一直很好，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后来喜欢赌钱，我存了不少钱，想回老家建楼房，并在深圳买房、开工厂，但钱都是她管着，不同意我买”。文维龙说，2007年6月的一天，他带着儿子去朋友家玩了半天，回家后发现老婆已不知去向，他四处打听均无消息，一个月后他去查家里的两个存折，发现共计120多万元的存款早在2006年就被取光。“后来她打电话给我了，说是去了马来西亚，再也不会回来。”
3月7日，夜深了，孩子等在“厨房”门口等饭吃。文维龙说，他曾去找过岳父岳母，但二老此前就反对他和钟春玲的婚姻，在她不辞而别后更是不愿给他提供帮助，于是跟对方断绝了关系。“后来我的两个女儿也不辞而别了，应该也是跟她妈妈商量好的。”文维龙说，他于是带着唯一的儿子一起生活，但因为受到打击，没有了经济来源，很快被房东逐出了出租屋，最终在老乡的帮助下流浪山中。
孩子经常会在父亲的叹息间入睡。文维龙所讲述的经历属实吗?记者一直在求证这个问题。 除了一堆老照片和当年的租房单，文维龙不能提供任何资料佐证他的说法。他称，老婆离去后，他也从未报警。 此外，他妻子为什么会不辞而别呢?文维龙说自己也不清楚，他表示以前也没有打骂过妻女，只是偶尔吵过架。他也不愿谈起过多的细节，表示“我现在记得有点不是很清楚，等想起来了细节再告诉你”。 周边的菜农们都对文维龙的经历津津乐道。然而他们仅仅知道“文维龙以前当过老板，很有钱”，至于他到底多有钱以及如何沦落至此等情况，则并不了解。 文维龙也无法提供当年的见证者的联系方式，他提供了他一个亲弟弟的手机号码，然而无法拨通。 菜农林佩銮女士说，“我不关心他以前的经历，不过我觉得他的小孩挺可怜的，他应该想办法让孩子去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