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成立90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党史第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这段历史涉及多个敏感话题，也引起了诸多外媒关注。
中共党史第二卷出版的特殊背景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让人联想到半年前在大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是中共第一次就党史工作专门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分析说，“这些讲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解读关系到中共今后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曾因对毛泽东的评价意见不统一而延迟出版
党史第二卷的写作从1994年启动，1995年写作方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此后16年编撰过程中，历经数十轮次修改，经由上百位党史专家学者反复审读修改，书稿多次报送中共中央，由中央组织专人审读，并广泛征求党的高级干部和多位党内元老的意见建议。最后定稿也经过中央高层亲自拍板。
但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它的特殊性，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撰文指出，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大陆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
党史第二卷的出版过程即是上述说法的体现。曾主管该书编撰修改工作的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对媒体透露，之所以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中共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存在较多分歧。“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二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却也有人认为二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在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情况下，二卷一时难以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华国锋等历史人物重新评价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了是一种“组织行为”。 1991年党史上卷（修订本改称“一卷”）出版时，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未写主编、仅署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此后，这便成了最高规格，被认为是“反映党的看法”。
在这一过程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例如对于中共早期人物陈独秀、张闻天、李立三、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得重新评价。当然，在学术界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党史第二卷对华国锋的评价也更为客观。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虽然肯定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二卷根据史料研究发现，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负有责任，但他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他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此作了辅垫，肯定了邓在1975年的整顿；在华主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不小。
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未讨论
然而，更进一步的“突破”则显得不切实际。党史第二卷的多位编者都提到，这本书的编写“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这也就意味着对许多重大事件和敏感问题的表述不可能有所突破。
有大陆媒体在报道党史第二卷出版时强调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否定——即称“文革”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其实党史第二卷对“文革”的论断并无创新，早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就有类似表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 ‘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某些媒体关于党史第二卷“首次披露三年灾害死亡权威统计”的宣传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已经有了二卷公布的这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两次表述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第二卷中所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人口损失，至于三年的死亡人口总数，二卷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 多万人。
“这个数字我们内部讨论了无数次，最后永远统一不了。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数字，在这本书里引用任何一个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决定，还是按过去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表述。”
章百家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以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进这部书里。”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党史学界的前沿问题尽管非常关键，但仍难以纳入书中。对于1953年至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历来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之一。如当年曾把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看作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而20多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这一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标准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进入社会主义，而其标志又应是什么？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在书中并未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