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认为，中共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外国记者，只会适得其反；不仅出于对西方公众机制的无知，而且体现出不能承受批评的无能，不符合大国的风范。该报推测这可能与党内权力斗争有关。
该报（3月14日）写道：“中国共产党现在成了保健党，在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人人都在谈论幸福，幸福，幸福。继‘和谐社会’之后，党现在想把幸福送给人民。可是如何衡量幸福呢？《人民日报》写道：‘让人们的钱包鼓胀起来’，给每个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工作和住房。有一个‘幸福指数’，应该上升。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只有6%的中国人感到幸福，政府还大有可为。”
评论说，“最近两星期，外国驻华记者的幸福指数急剧下降。”文章列举了网上呼吁茉莉花抗议后，西方记者遭受的一连串殴打、拘留、威胁、以及采访上的大加限制，认为“荒谬之处在于，迄今根本就没有发生较大的抗议，即使从外国观察家的最恶劣意图着想，也几乎找不到中国会在可见的将来经历茉莉花革命的依据。”
评论认为，“中国政府与国际新闻界的关系从来就不是没有问题的。最迟从奥运会起，政府就在推行一个宣传运动，不失时机地控诉西方媒体、恰恰也包括德国媒体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普通中国公民对此同样感到遗憾。但是，这不会有所改变的。中国是一个多面体的复杂国家，可惜迫害人权是其中之一，这是必须予以报道的原因。在德国的中国观察家、记者、作者和外交官们，特别仔细地记录对其祖国的‘负面’报道，使其国内同胞对德国的对华报道常常获得一个扭曲的印象。
“在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之前，几乎所有西方记者都得等很久才能获得签证延期，中国政府的信息很明确：写吧，照我们喜欢的那样！现在似乎不再将西方记者看作潜在的麻烦，而是看作煽动者，不然的话，外交部宣称谁在中国惹事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又该如何理解呢？”
恐惧从何而来？
评论认为，“愚蠢的是，政府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缺乏大量参与的茉莉花抗议，对此没什么可以报道的，但是，侵害外国记者就成了大题目。”
评论指出：“其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对西方公众机制的无知，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不能承受批评的无能，与一个大国根本就不相配。尤其表现出，政府明显地多么惧怕自己的人民脱轨。中国财政部星期六公布了如下数字：政府今年的国内安全预算大约683亿欧元，比去年多出13.8%。……和去年一样，政府用于国内安全的开支超过了国防开支。
“恐惧从何而来？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是原因之一，那是高层最糟糕的噩梦；此外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89年货币贬值已经导致民众上街游行；最后，还有共产党要在明年确定新的领导层。也许，在权力交接前夕，党内负责内部安全的派别想崭露头角。无论如何，目前中共内部的幸福指数似乎不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