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像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与国民政府）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1月2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各界纷纷悼念，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了极隆重的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文革期间，刘湘墓曾被造反派砸开，开棺暴尸。八十年代中期，刘湘墓得重修，但尸骨已不可复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驻守第五战区。
1938年初，北线日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板垣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直扑临沂;西路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进攻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日军如果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到时彭城不攻自破，津浦路不战自通，所以对我军来说，能否成功守住临沂和滕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临沂会战——“钢军”也怕肉袒汉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进犯临沂，第三军团奉命阻击。战斗即将打响，空气中似乎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驻扎在临沂的第三军团完成布防后，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的李宗岱提笔写下一封遗书，但遗书写好后，他并没有将它邮回家中，反而随手烧掉，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当时鬼子占领的地方，屠杀的人很多，我们家里都没撤出来，老家被鬼子占了，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老人还在不在。”
自抗战以来，李宗岱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十分痛恨日军。他在空地上竖起两个木桩做成的假人——一个标明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标明矶谷廉介，然后就和战友们刀劈枪刺，经常劈砍得木片乱飞。
时第三军团的战士们，除了手榴弹之外，每人的手中都有一把大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枪实在少得可怜。
2月下旬，第五战区长官部接到临沂急电：日军开始进攻临沂，战斗首先在临沂以北的村镇打响。
第一批冲上来的是日军的骑兵，李宗岱和战友们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老人回忆说：“等靠近点打马，把马一打，人摔下来了，马就往前冲，后边的人就变得惊慌，就乱开枪或者乱跑。”就这样，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散了，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又重新组织起进攻。随着日军的狂轰滥炸，李宗岱所属连队驻防的葛沟阵地，已经遍地都是弹坑，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作战勇猛的李宗岱接任了他的位置。
白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当天晚上，李宗岱挑了20名身强体壮的战士，趁着夜色偷偷摸到日军的阵地。李宗岱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日军阵地了，连日军挖战壕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又往前爬了20多公尺后，就已经能够看到人影了。李宗岱率先冲向一个敌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他半个身子，敌人疼得直叫，跟在李宗岱后边的一个班长给了敌人一刺刀，将他结果了。随后，剩下的战士全部冲了上来。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短兵相接。与李宗岱他们的大刀片相比，日本人的刺刀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经过几10分钟的白刃战，日军开始向后溃退。李宗岱和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机枪，依靠着机枪的掩护，他们也迅速返回阵地。这场战斗中，20个敢死队队员中除了7人受伤外，无一牺牲。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中，李宗岱才知道，他们偷袭的竟然是装备精锐的板垣师团田野联队。
板垣师团又称第五师团或广岛师团，是日本编组最早的7个师团之一，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和先后70余个师对阵的纪录，素有“钢军”之称。
李宗岱所在的部队，一向战斗力不强，但他们硬是打败了这支装备精锐的“钢军”。李宗岱说：“当时感觉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拼大刀吧，只有靠肉搏了。”
企图南进的日军被钉死在葛沟三天。3月12日清晨，200多名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李宗岱连发动了第9次进攻。弟兄们已经杀红了眼，勤务、伙夫都抡起了大刀，日军再次被击退。李宗岱看了看旁边，原来100多个生龙活虎的兄弟，剩下的屈指可数。他命令残存的兄弟们把枪支砸烂，如果日军上来了，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坚决不做俘虏。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宗岱至今不能忘记，他说：“当时士兵只有几十个人，所以他们一个个把家属的名字、地址写给我。”战士们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以后，帮我给家属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告诉我娘，我是怎么死的。”李宗岱也想自己的娘，但此时，他却只能抛开一切。种种迹象表明，葛沟阻击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李宗岱说：“兵源都很少了，伙夫、马夫都在补充了，一直在想援军一定到了，一定到了，结果真的把张自忠念叨来了。”
就在李宗岱和战友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葛沟时，第三军团的军团长庞炳勋急电李宗仁，请求支援。然而，此时第五战区能够调派的部队只有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凑巧的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结怨已久。
从驻防第五战区那一天开始，张自忠就曾私下向第五战区参谋长表示：在任何战场都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在战事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请来张自忠，诚恳地对他说：“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急率部前往临沂作战。”
听了李宗仁的话，张自忠没有迟疑，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随后，他亲率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在3月12日黄昏赶到临沂市郊。当他见到庞炳勋时，原本忐忑不安的庞炳勋终于松了一口气，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紧握着张自忠的手，哽咽着说了一句：“荩忱老弟，愚兄谢谢你!”
张庞两人摒弃前嫌，共赴国难，临沂守军士气大振。随后，两军内外夹击向日军发起反攻。
曹廷明当时是五十九军三十八师的战士，他记得当时每个人发了4个手榴弹，“那手榴弹管用，就是不要命地往下扔，有多大的力气，使多大的力气往下扔。”老人回忆说。
提起那次的反攻，三十八师机枪手李兰亭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说：“打得厉害呀，我们连就只有十四个人，我们一连人，一个晚上换三个连人。”
此时，已经困守葛沟三天三夜的李宗岱终于盼来了援军，他也带领剩下的战士冲了出去。在那次战斗中，无论李宗岱、李兰亭还是曹廷明，身上都挂了彩，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坚持同敌人拼杀，一向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不要命的部队，不得不开始其侵华以来的第一次大溃退。
李兰亭记得，日本人撤退了，但日本飞机仍在向他们丢炸弹。“我和一个人背靠背的在那门口仰着头看，那个一阵风一样，把我们吹倒了，不晓得哪个道理，我往这边倒，他往那边倒，都昏过去了。”逐渐恢复知觉的李兰亭感觉耳朵唧唧地叫，他就把眼睛睁开，看见了太阳。他知道自己没有死，也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等他起来一看那个和他背靠背坐着的战友，脑袋已经被削去了半截，人已经牺牲了。
3月18日上午，临沂第一阶段战役全部结束，板垣师团3个联队基本被歼灭，五十九军和第三军团共歼敌5000多人，日军南下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被打破，蒋介石也因此发来了贺电。李宗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电令中的两句话：
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
战争结束后，李宗岱清点人数时发现，他所带领的连队仅存29人。
滕县保卫战——川军打出了声威
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9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第二十二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滕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
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下令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17日下午，日军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城!”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7日傍晚，还有300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300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父手谕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一二四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40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相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二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
“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鲍鸿海回忆道。
死守最后一点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再次请求准予撤退，李宗仁坚决命令：“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的台儿庄。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二十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二十七师七十九旅和三十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日军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14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10000多人。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20000人。李宗仁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7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24000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