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猛于虎（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中国CPI高企，老百姓无不处于一种忧虑状态，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者，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参与者。因为CPI如果无法得到控制，那么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的金融当局的举措就是加息，加息无论对房地产还是对股市，都将导致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对企业主来说，加息则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盈利的缩减。因此，从生活成本的角度看，通胀对低收入者造成的成本提高是最明显的，而对高收入阶层而言，这点涨价对他们生活成本的上升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受伤的穷人。但对富人而言，则可能带来账面资产的缩水和收入的减少。
这将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把CPI作为穷人指数，把上证指数作为中产阶级指数，而把房价指数当作富人指数，那么，CPI的持续上涨将带来上证指数和房价指数的双双回落，而CPI上涨所带来的所包含商品和服务总价值的增加部分将远远小于由于股价和房价指数回落给富人造成的财富亏损总额。因此，CPI上涨从财富变化结构的角度看，就是穷人亏的是商品，是小钱，富人亏的是资产，是大钱。
实际上，对CPI深感担忧的不仅是中高收入者，行政当局则更为担忧。人们看到，央行2010年以来已经连续多次提高准备金率，为的是收缩流动性。而发改委也连续出台各项措施来抑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甚至通过对运输蔬菜的车辆免收高速通行费和菜场免收摊位费等降低流通环节费用的措施来平抑食品价格。此外，原本有些地方物价部门准备上调水价、天然气价格的打算，也被叫停了。
在1994年，中国的CPI曾经高达24%，属于恶性通胀，而目前CPI最高是5%，属于温和通胀。但当初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抑制通胀措施甚至不如现在那么严厉。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目前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对通胀的承受力比以往更弱；同时，与CPI关联度比较大的M1的规模也比历次通胀时要大，如1994年时M1与GDP之比为0.43，而目前这一比重已接近0.6。不少在CPI中权重较小的商品价格已大幅上涨，为CPI预留了更大的上升空间。因此，通胀的长期压力已逐步形成，抑制通胀难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谁都不会否认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过去10年中，中国成为了各类商品供给能力非常强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国内需求由于薪酬总额在GDP的占比中难以提高而略显不足。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顺差和FDI的持续增加、信贷余额的不断扩大，使得M2的规模迅速膨胀，最终超过美国，而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是货币流向以房地产为首选的资产池子，住宅类房产的总市值大约100万亿，股市也是一种资产池子，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总市值大约26万亿左右。如今，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房地产这个资产池子出现了货币溢出现象，溢出的货币流向了商品市场，如对生姜、大蒜的炒作，而更多的热钱则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因此，调控房地产居然成为CPI上升的部分原因，这显然是行政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因为资产池子所能够容纳的货币量要远远超过商品池子，从资产池子中溢出的货币流到商品池子中，足以兴风作浪了。
实际上，从资产池子流向商品池子的过程并不是2010年才开始的，而是早些年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可以先从中国富人的资产配置情况来证实这一点：如富人先会买别墅，这属于大类资产池子，然后，会买与别墅相配套的商品，如古玩、艺术品、珠宝玉器、红木家具，这些属于小类资产池子；再下一步，就是购买和收藏奢侈品，如名牌箱包、高档的白酒和红酒、茶叶、中药补品等，这些属于小类商品池子。因此，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没有计入到CPI中的奢侈品价格的涨幅在过去10年中已经非常惊人，很多都在5-10倍以上。由于中国在过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货币比重非常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奢侈品的涨幅要大大超过普通商品的原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商品价格上涨也经历了从奢侈品向普通商品扩散传导的过程。
那么，为何普通商品价格偏偏是今年才开始出现明显上涨？如前所述的资产池子中的货币溢出只是解释部分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低收入者的薪酬水平提高，从2010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来看，平均上调幅度在20%左右，最高上调幅度达到30%。最低工资的上调，加上由于民工荒造成的农民工和一般企业员工薪酬上升，增加了社会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增加了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两个因素合力推高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为了清晰说明货币在在商品池子与资产池子之间的流动情况，有专家编制一系列资产指数和商品指数。把CPI定义为穷人商品指数，把猪肉价格指数定义为平民商品指数，把奢侈品价格变动定义为富人商品指数(用53度飞天茅台价价格变化来表示)，把房价指数定义为富人资产指数，把中小市值股票或创业板指数定义为大户资产指数。把上证指数定义为平民资产指数。从这些指数的波动中，人们不难发现，富人过去10年的财富增值主要靠房地产，很多中产阶级也是通过购房从而步入富人的行列。富人在13亿人口中占比较少，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拥有400多万个富裕家庭，这也不过占中国人口的1%左右，故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对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构成CPI权重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于奢侈品价格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茅台的零售价已经从2000年的228元一瓶，涨到如今的1050元一瓶(均价)。
由于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富人一方面奢侈品的消费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部分投资PE(私人股权投资，通过上市变现)。因此，在过去10年中，房价涨幅第一，奢侈品涨幅第二，小市值股票涨幅第三，猪肉价格上涨第四，上证指数涨幅第五，CPI涨幅垫底。基本可以解释中国各类收入群体过去10年的投资消费行为和财富增值状况。
众多因素促成了中国通胀的爆发，从过去的局部通胀转化为生活必需品CPI意义上的通胀，最终还会导致核心CPI的上涨。M2增速与名义GDP的剪刀差很快会消失，所有的这些变化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的体现，即资产泡沫面临消退、资本过剩与劳动力短缺下的社会贫富差距出现收敛，外需拉动逐步转向内需拉动，资本形成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趋向均衡(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历史新低的48%，预计此后就将迎来向上的拐点)中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结构调整，也就是中国劳务人员总薪酬占GDP的比重出现向上拐点，CPI超越PPI将成为常态。
与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明显差异是，中国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地区发展差距，都要大得多。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原因造成的。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且规模庞大，一旦他们收入水平开始较快提高，一方面会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增加生产成本，如零售端蔬菜成本构成中有29%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刚性上涨，将推高蔬菜价格。因此，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从本质上看是补涨，即当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要么发生社会动荡和变革，要么出现收入差距的收敛。如果是后者，应该是伴随着CPI的上涨。但在中国，由于10多年来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物价改革，不少资源类商品的价格改革进展迟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过去10多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太慢，物价管理部门怕电价、水价等价格调整幅度过大，引发社会不满情绪，故常常欲改又止。长此以往，中国资源类价格、部分农产品价格的失真度越来越高，导致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改善。
因此，应对通胀不应该采取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而是应该适时理顺各类商品的价格关系，避免因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若担忧老百姓对通胀的承受力不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如果按照城镇最贫困人口占城市人口的5%及农村人口最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0%计，大约分别为3000万和7000万，总计要向1亿人大约3000万户家庭提供食品补贴。假如每个家庭每月补贴200元，一年政府财政只需拿出720亿。
因此，中国看似人口基数庞大，但只要向低收入群体或农民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就能够起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因为中国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基数太低，如目前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三级政府对每个农民人负担200元一年，8亿农民一年的财政支出也不过1600亿元，却可以改变多少个家庭的命运。但反过来，人们在高速公路、高铁和城市景观建设方面财政支出过大，老百姓却得不到多少实惠，那就是花大钱、办小事了。
然而，这种建议，恐怕只能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从上到下，包括权贵阶级在内，如今，一种末世心态已经弥漫着整个中国，当局恐怕无力接受学者们的良苦建言。据海外媒体报道，17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于2011年元旦放假期间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央级国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润比例问题，结果遭到严重的抵触。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实现平衡发展，推进分配改革”的决议，即中央政府从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润用于公共事业。但是，国资委高层几乎一致地认为：“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国有企业多缴利润”。这是因为，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体制内各个利益集团控制的私人企业。
末世心态现今弥漫中国，其第一个表现是，主流价值观的自我扭曲。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后世，以白莲教为嚆矢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复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比如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释，底层都无法认同作为村委会前主任的钱云会，不是因维护农民地权而被谋杀的。因为政府不仅在事件处理中隐瞒了许多细节，而且在事发之初总是躲躲闪闪，只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才邀请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而新疆记者孙虹杰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围殴以至殒命，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冲击效果，面对此事的报社与当地警方绝无积极调查的姿态，反而一口咬定：“事件与孙虹杰写文章揭露当地腐败与开发项目之关系无关。”
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极有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红色贵族后代、著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新浪微博评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二个表现：统治者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局在努力调控房价，以便让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个人实现“有个窝儿”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没人认同房价会降下来的政府预期，民众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涨就可以了”。这一项作为社会不公的最明显指标还将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爆发大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许多看似根本不相干的社会指标确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即全部的指标都指向了统治者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的严重冲突。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学者私下说：当局不是愿不愿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种能力的问题。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三个表现：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在2010年末，当局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旨在缓和民众对“越反越腐”的不满。但现实的情况是，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尽管这一点很少为观察家所注意。且不说党政检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的4倍，高达3百余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巨额财政，而且效率低得惊人，以至于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大陆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2010年最具有闹剧性质的反腐案例非“局长日记”莫属。在这桩“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案件里，腐败行为人把他与属下女职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都记录在个人日记里。
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不易被观察人士所注意。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四个表现：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当权者积累给后人的巨额负资产；中国大陆在名义上成功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采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国家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
在这种末世心态下，不仅仅通货膨胀问题，连整个中华民族都前景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