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公车私用被称为三公消费，有研究员披露，其数额每年超过九千亿元，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感。官方新华网近日推出一篇文章，探讨香港特区政府如何管制三公消费，似有借鉴意味。不过有专家评论说，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借鉴香港经验限制三公消费。
在中国三公消费的官方说法是：公务车辆使用、公务招待费，以及公费出国考察的消费。中国全国三公消费的规模，按照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官员王锡锌去年的披露，每年大约有九千亿元人民币。官方新华网日前发表题为《公款吃喝门都没有：香港如何围堵三公消费》的报道，举例说，香港十七万公务员，大约有六千七百多辆公务用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可以使用公车，有明文的规定，对最高行政长官的出访，也有明确的预算规定，政府部门的办公费用，办公室大小等等，不但有明确规定，还要经过审计部门的认真审计，并且必须公诸于众，媒体和公众都享有知情权。
原广东省政协委员，现在旅居美国的高大维教授就此表示，中国官方的审计部门，很难对政府部门和公立企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
“你要知道国家审计署有一条，政治上要服从当地党委的领导。那就是说你不能乱来，你不能随便想去查哪个就查哪个。我有个朋友是在广州的国家审计署，良心受不了，发的红包他就不要，结果在他单位里面引起了同事的公愤。而且说‘你不缺钱，我们缺钱，你不要搅了我们的好事’。后来他被压得不得不要，要了以后他又给寄回去，结果被审计的部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登门拜访，搞得他简直是狼狈不堪。专门重点把他作为公关对象。”
在美国，三公消费也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南卡罗拉纳州管理学教授谢田，以前曾在费城的一所私立大学任教，他说，公立大学因为是公费支出，财务管理比私立大学要严格得多：
“原来那个学校是私立学校就比较松一点。像现在我们这个公立学校的话限制就比较多了。州立的大学嘛，大学系统实际上是南卡州政府下面所有的雇员都是同样的标准。出去旅行的话飞机票是报销的、旅馆是全报销的，但吃饭每天也就是35块钱。收礼是不可以的。你超过35块钱你就要丢掉乌纱帽的。其他那些它每一个都有限制。它有一些严格的报销规定。开私家自己的汽车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话，每英里4毛钱、5毛钱来报销，非常严格的。”
中国在制度设计上，中国比香港有更多的监督部门，除了审计部门之外，还有监察局、反贪局、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高教授表示，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党政监督部门对党政机关的开支都没有实际的监督作用：
“所以说你这个审计部门在这个圈子里面不能够像美国那个司法独立，你一个审计部门是国家指定、国家任命、国家安排、上级领导指定的。它本身就是系统里面的。你还不要说公检法都没有办法独立运作。你何况一个小小的一个审计部门、一个纪委，本身都是黑老大控制的。他们现在把党委书记说成是黑老大。你要不听话几分钟就把你搞下来了。”
中国一些媒体评论说，治理三公消费其实不难，只要把预算和平常消费的情况向社会公开，让媒体知道，就可以给政府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新华网发表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最近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压缩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财政部官员也表示，将会公开中央部门的三公预算。
高教授说，广东的几家媒体常年对党政机关进行监督报道，结果，媒体管理层和编辑人员屡次受到整肃，显示出中国的媒体难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谢教授认为，因为政治体制不同，中国大陆很难参照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支出越来越庞大，根本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反贪局也好、纪委也好、监察局也好都是在市长之下或者市委书记之下，你就没办法。一般问题涉及到上面人的话，那监督就无效了。而上面的人如果想去包庇他下面的任何一个人的话，他就可以自己摆平。就可以让那个公检法不起作用。”
目前，全球发达国家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监督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监督；政府资讯公开透明，允许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批评。而这些，谢教授认为，都是中国领导层最不愿实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