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庆油田，一般的常识是：李四光的理论发现的，王进喜打出来的。此外，还有用黄汲清理论发现的说法，和谢家荣居功至要的论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发现，怎么能半个世纪过去了，还不明真相？最近走访谢学锦先生时，谈话中特意问及大庆油田的发现，希望能从访谈中理出头绪来。
谢学锦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我国勘查地球化学的奠基人，近20多年我国80%多的新发现矿产，都是根据他的区域化探填图项目提供的目标及线索找到的。他父亲是谢家荣先生，中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谢家荣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是注意到在东北平原找油的第一人。
李四光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的理论找到的
许多年来，国内一直说是在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文革后，地学界开始敢于发表不同见解。黄汲清上书邓小平，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
请教谢学锦先生时，他说：“地质力学和发现大庆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关系。李四光先生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的。是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他有一天写信给何长工，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但当时的原话也只是说‘再一次证明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松辽平原联系起来作为新华夏沉降带中三个段落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看法，与地质部找油部署的方向符合’。就这么一句‘方向符合’，被人演绎出了传诵至今的故事。发展到后来，也许是由于政治的某种需要，宣传的调子越来越高，甚至报刊和中小学教科书都说是根据李先生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了大庆油田。李也就默认了。实际上，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不仅石油部的钻探工作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而且在华北及江汉若干地点都发现了油砂。这是先有发现，两年后再去套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指导发现。而且，两年后去套的这个理论，即新华夏沉降带有三个段落，只是个大地构造学理论，并没提到这跟石油有什么关系，跟怎么找石油更没有关系。当时地质部找油的具体部署指挥是普查委员会的常委谢家荣、黄汲清和刘毅，他们遵循的完全是传统的石油地质学理论及大地构造学理论。在那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草拟的各种文件中，根本没有“新华夏沉降带”这样的新式术语，更不用提是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在东北的工作了。”
黄汲清没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黄汲清先生在指出大庆油田与李四光的理论无关的同时，认为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找油重点，是根据他和潘钟祥的陆相生油理论，结合多年实践提出的。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庆油田的发现与陆相生油理论有关系吗？
谢学锦先生说：“黄汲清先生后来曾明确提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了他的陆相生油理论。这是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和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文字说明中都提到过的。但我以为，这也不够实事求是。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潘钟祥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都曾发现西部几个油田赋存于陆相地层中。可是这些油田储量都不大。世界上其他地区在此前发现的在陆相地层内的油田储量也都不大。谁也没有提出过可以在陆相沉积中找到像大庆这样的大油田。在1955年决定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先生也从未写过有关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未写过松辽平原石油远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先生的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也只是说：‘1943年我们根据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结果提出陆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占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优于陆相，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比无海相沉积好。’对松辽平原他也只是说，‘南部平原位于法库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纪海相地层。’‘松辽平原的关键问题是：（a）加紧进行物探，进一步划分平原下的构造单元；（b）配合浅钻，研究松花江群的岩相特征、分布规律及其生油和储油的可能性。’他的这些话表明，他并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去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地质学家们设想的是，有可能在松辽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纪的储油层。这是合乎逻辑常识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而鉴于当时已经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的事实，如果不去设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而用陆相生油的理论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违反起码的逻辑。”
谢学锦说：“我同意张立生先生的一段话：‘历史不应该是这样书写的。在大庆油田被发现并且被证明是陆相生油的油田之后，就说是用陆相生油的理论找到了大庆油田。在发现了大庆油田，又在华北与华中若干钻探地点发现多层油砂后，就说是按李部长指示，在新华夏构造体系内找油取得了成功。这一样是在塑造和妆扮历史，而不是反映历史。’”
石油地质普查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
近些年来，有不少人写文章，认为谢家荣先生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贡献被抹杀或低估了。对此，谢学锦先生强调，最重要的不是探讨哪位个人的贡献，而是大庆油田发现全过程的历史真相。
他说：“李四光、黄汲清两位和我父亲不同。李、黄两位先生主要是理论地质学家，解放前他们的兴趣主要在搞理论的研究，尤其李先生，对具体的找矿实践做的很少。解放后国家发展，迫切要求解决找到矿藏的实际问题，理论家这时很容易想到‘自己的理论’要设法靠上实际。而我父亲更愿意说自己是个经济地质学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巧妙地用一切已有的有效的理论知识与方法找到矿。他强调理论找矿，并在具体实施中常有新见解，也有自己的理论。但他从不强调‘我的理论’。尽管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明确指出：‘到现在为止，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而且也不断发表文章说，尽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为主，但陆相生油在中国的地质情况下亦应给以重视。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大庆油田发现的全过程了，搞清楚在这条所谓的发现链（Discoverychain）上，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谢学锦认为：“第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先后有阮维周、翁文波、谢家荣、孙建初、高振西预测东北平原可能有石油蕴藏。特别是谢家荣，反复强调了东北平原的含油远景，并且在1953年6月根据东北平原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将其命名为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接着，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石油普查的前夕（1954年），谢家荣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将其分为三大类共20个含油气区域，松辽平原被列为8个‘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之一。其后，李四光也使用‘松辽平原’的术语，说出过一句‘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这样的话。此外，苏联专家也看好松辽平原，指出地质资料甚少的茫茫大平原有石油远景。这些是决定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踏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重要环节，谢学锦认为是1955年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他说：“谢家荣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他在会上提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他极力反对当时惯用的方法，即只在发现油苗的附近及地质研究程度高的地点作详查及钻探。这次会议后，普委会按照会议精神，组织大批队伍，分赴各地进行石油普查。这点我们从谢家荣1955年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黄汲清先生几乎是天天没日没夜地亲自部署全国各地的项目，编审计划，拟定工作方法，并赴野外实地考察、指导工作。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闭幕之后，谢家荣和黄汲清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黄汲清先生让苏云山收集资料并起草了踏勘任务书，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了地质踏勘项目，才能在1956年将松辽平原正式列入全面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进而有了1956和1957两年在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匈牙利地震队对发现大庆油田起了关键作用
那么，普查的过程中，哪一个环节特别重要呢？
谢学锦先生说：“第三个重要环节我认为是匈牙利地震队发现长垣构造，地质部钻探见油砂。当时，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地震队是世界著名的。所以中国作出部署，请该所的地震队来中国做地震找油，并帮助培训中国作地震方法的技术人员。工作地点定在西部。顾功叙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说，1956年底时，Etvos所地震队在西部的工作已经做完，但合同期未满。顾功叙跑去找谢家荣、黄汲清、刘毅，想留这个队伍再选一地区。顾说，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已取得进展，于是谢、黄、刘决定，将匈牙利地震队调到松辽平原作石油地震工作。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即在这一地区发现长垣背斜构造。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油远景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终确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谢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过他们一句。好像我们中国人得了帮助，然后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
“大庆油田发现的第四个重要环节，”谢学锦先生强调说，“是石油部在地质部的地质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钻探。”
他说：“顾功叙先生对我说，1959年春节清晨，何长工来电话，要他赶紧带资料去何的家。他去了，看到余秋里、康世恩都在，还有石油部的人。许多图件在客厅里摊了一地。余秋里蹲在地上看图纸，一只空袖子晃晃荡荡。顾说：他最记得的是，余秋里听完汇报说，我明天就带200人，立刻动身去现场。此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有余秋里部长的魄力与亲临火线的精神，有石油部的石油地质学家精彩的石油物探工作，正确地拟定松基三井井位，终于在当年国庆节前钻探喷油，导致大庆油田的发现，举国欢腾。”
谢学锦说：“可见，找矿并非一种纯学院式活动。首先，它总是要涉及到成矿成藏的许多已有的久经考验的理论。需要根据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来利用这些理论，而有时又不能被它们所限。为能作出正确决策，还需要有明确的战略部署、先进的技术方法、缜密的工程部署及坚持不懈的工作。大庆油田就是通过这样一条发现链，艰难幸运地取得成功。说实话，它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不仅推动了在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动了石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
笔者了解到，当年直接指挥石油普查的谢家荣、刘毅，在反右时都被划为右派；黄汲清被列为“右派倾向”，不被重用。谢家荣在文革初被批斗侮辱后，自杀身死。刘毅本是革命老干部，后来被发送到东北劳改，力尽抱树而亡。于是，真正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就很容易地被人忘记了。
同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是用李四光的理论找着的，也不是王进喜的钻井队打出来的。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油、发现大庆油田时，王进喜在西北，还没调到大庆来。他1960年4月14日开始在大庆开钻打井之前，那里的葡7、葡20、葡4、葡11、太2、萨66、杏66等井都已经打出油了。王进喜那令人赞佩的精神是在后来开发大庆油田的过程里产生的。在大庆油田发现的最后冲刺过程中，石油部中层下层的技术人员是最重要的功臣。
应该记住那些曾被我们忽略了的人。
原标题 发现大庆油田与独创理论无关——谢学锦院士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