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南京研讨会，人民币加入SDR是焦点，看上去吵得不可开交。
3月31日，只有一天闭门会议的“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高层研讨会”在南京闭幕。这次会议，本来应该涉及到国际货币体系方方面面；但实际上，话题仍然集中到人民币是否、怎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上。
西方国家希望的是SDR不变，改变人民币。中方学者称，“不能接受以人民币可兑换和自由浮动为条件！”
于是在会场上，又听到众多同行大呼：“我们不能上列强的贼船！”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留下了两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是全球储备货币，但也从来没有过发展中国家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美国财长盖特纳说，即使国际体系应当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在改革路径上，并不会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就存在独特的路径。这是因为，中国是现有全球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说明，现行国际体系在促进全球化、稳定全球货币应对冲击上是成功的，“我们不需要对现有体系推倒重来。”
如果中国不变，就什么都没变；如果令SDR“迁就”人民币，SDR本就十分有限的功能（如果国际清算记值单位、IMF贷款额度和交易单位），就更要自缚手脚。这样的SDR，何以有利于全球“金融保护网”的建立？
“其一是国际经济突发事件不断，其二是各位媒体朋友的作用，每一次国际会议上总会有一个大的争论热门。但你会看到，这种争论往往很快就会过去，下一次会议又换了个焦点。”周小川去年10月在华盛顿参加IMF年会会后，曾举行过一场小型媒体圆桌会。针对记者揪住汇率纷争不放，他笑答。
其实，在决策者眼中，闭门会中充分抒发观点情绪、交换意见，比彻夜“讨价还价”、字斟句酌地完成公开的联合声明要有意义的多，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说。
各政府尤其是央行代表参加国际会议时，或多或少会提前统一对外的“口径”。比如本次人民银行就在28日举行内部会议，不但央行官员，连参会的中方学者也基本上到齐。
但这并不一定对决策者之间开诚布公地探讨造成多大障碍，与会各方往往是“内外有别”的。
在去年10月IMF年会，人民币汇率是一大热门。周小川、央行副行长易纲、学者李稻葵等均表示，应当考虑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汇率在去年6月19日重启改革后的半年内升值3%，若加上通胀，相当于全年实际升值10%，速度并不慢。
这一说法也为美方接受。当然，此后盖特纳意味深长地说，“究竟要名义多升一点，还是通胀再上涨，中国政府来定。”
在南京，盖特纳强调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理解到这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法国财长拉嘉德在总结时表示，研讨会上本就不指望达成“共识”，但开启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加入SDR的讨论，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确实，就SDR全球决策层面的讨论，这是第一次。
当然，阻力也不该被低估。自两年前提出改革SDR之后，此后中国央行不再发声。去年6月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Strauss-Kahn）再提扩大SDR构成和使用；今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中美联合声明中的“美方支持人民币加入SDR”，成为首次官方表态。
在本次研讨会上，就在会前一天，主办方法国，支持方中国政府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媒体发布紧急通告，将原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去掉“改革”二字。
法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今年的压力不小。从首尔峰会开始，推动实现“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框架”成了首要目标，取得具体的进展越来越不易。南京研讨会是今年G20重大会议的“第二站”，此前是2月19日的巴黎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此后是4月的华盛顿部长会议，直到11月的G20首脑峰会。
其实，法国主持下，已取得了部分进展，2月会议将公共债务及财政赤字，私有部门储蓄率和负债，国际收支账户及资本账户三大项作为衡量各国在结构调整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指标，为“多边审议计划”（MAP）提供量化参考。
不过，一个重要内容——汇率不在其中，拉嘉德说2月会议“多少令人失望”。由于中国的强烈反对，汇率并未如G20多数成员国所愿成为第四项指标。这样看来，“怂恿”人民币加入SDR，更像是汇率问题的变相说法。
关键是，相比之下，价格扭曲，出口导向，中国百姓补贴外国消费者，还落下“储蓄过剩”（savings gult）的恶名，究竟哪个才是“贼船”？
对这个问题，大众容易被愚弄；媒体一边倒，上纲上线，则会人为地放大矛盾。其实，G20各国决策者间的默契，政府内部的分歧，我们知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