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虽然中共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在国民革命军的迭次围剿下，基本失败，但是，它却在另一个历史机遇之下，死灰复燃。而这个机会，不仅是由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造成，而且，它的先机，更是为中共策划的“西安事变”所制造，从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而中共却迎来了它借口抗日以图存和扩张的最好历史机遇。
中共在苏俄的命令和指使下，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企图把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阴谋，随着他们反对、利用、破坏和公开背叛北伐，直至公然叛变国民革命的逐一暴露和一再失败，而终于被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清除出了国民革命阵营。因为，不如此，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伟大国民革命目标就不可能完成；不如此，国民革命就祇能功亏一篑，半途而废；不如此，非但北方军阀打不到，人民的愿望不能达到，北方的大军阀甚至要与苏俄和南方残余军阀势力里应外合，进行“南伐”，以对中国国民革命进行反攻倒算。一九二七年直鲁军阀张宗昌等竟然打过长江，险些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险象，实在已经将这个危险表现得明明白白。
然而，苏联既没有从他在中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中共则更是要在苏俄对中华民国的新一轮颠覆中，为糟蹋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尽其功”。一九二七年夏天，斯大林不仅派罗明拉兹来中国领导并指挥已经遭遇失败的共产革命，并且带来了苏俄交给中共的“新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就是要在北伐即将成功，国民革命即将胜利，中华民国即将获得初步统一之时，煽动工农运动，发动武装暴动，篡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直至要在北伐已经成功，国民革命已经胜利，中华民国已经获得了初步和平统一之时，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而迅速篡立背叛祖国、认宗苏俄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今天，我不讲中共是怎样在苏俄顾问和苏联驻中华民国使领馆的直接策划、指挥和配合下，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南中国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今天，我甚至不讲罗明拉兹又是怎样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上，向中共布置“如何在中国南方农村进行大面积的烧杀、绑架和强迫农民参加暴动”的任务的。一位叫做贝聿的中国大陆学者，在他题名为《中国左祸》的书里，已经详细地将上述罪行叙述得明明白白。我今天祇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在中东路战争爆发、苏联大规模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中共是怎样执行斯大林“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的。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志在与苏联侵华战争“里应外合”的彻底卖国行为。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又是怎样立即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不仅趁机发动武装暴动和暴乱，而且干脆篡立认俄为祖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因为这是中共出卖祖国、分裂国家、制造两个中国的明确历史罪证，它甚至成了日本和溥仪在中国东北篡立伪满洲国、即“第三个中国”的序幕和样板。
首先我们讲中共的“武装保卫苏联”。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这个巢穴里面开会的三十九名中共党员，并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武力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这自然是一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苏联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曾充当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遂率领八万军队迅速地侵占了我国东北东、西两边的重要门户。苏联的海空军也协同作战，进犯我国的领海和领空。
于是，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要求各国共产党要保卫苏联的斯大林，又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称：“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这个对中共的命令，至今仍明明白白地收集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面。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唯恐中共不接受斯大林“武装保卫苏联”命令的共产国际，又频繁地发来电报指示，要求中共坚决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策略，并且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六十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这就是李立三所谓极左路线和盲动主义的由来。然而，中共党史专家却对此明白说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请参见中国大陆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以及《王明传》这两本书。
中共立即接受、决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一九二九年的那一场遍及南中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就因此而爆发，并由此而构成了一连串武装叛国的罪行。
一九三零年一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终于高兴地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这篇文章，宣称：“把中东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而是一场戏的序幕”。苏俄的得意之心和狼子野心实在是溢于言表。
确实，这不是一幕戏的终场，而是它的序幕。因为，中共另一场更大的、并且同样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下所实行的武装叛乱，终于随着“九‧一八”一声枪向，而再一次爆发在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之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共产国际立即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就是要在国难当头的中国，命令中共继续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立即发动全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包括发动工人罢工和学生示威游行。当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之后，就立即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并宣称：“九一八之后，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并宣称，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夺取一省、数省胜利和实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中共终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之下，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认俄为祖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的中央政府秘书长邓小平不仅在宣言中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进一步要求发动全国暴动和扩大中共的“苏维埃共和国”，甚至为了分裂和瓦解中华民国，而公然在它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里，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都起来实行民族自决并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处在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不仅遭遇了由苏俄和中共又一次发动起来的大规模武装叛乱，而且又一次遭遇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直至造成“两个中国”的出现。这，即使是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年头，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国家分裂现象。因为，即便是旨在复辟混乱的大小军阀们，都从来没有任何人要在一个外国的指使下，公然地反对祖国，肆意地分裂祖国，特别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共实在是制造“国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然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这幕戏终于唱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不胜欣喜地说：“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它已经显示了一个革命的中国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初，当中国人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正打得血肉横飞之时，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失土受辱的悲痛和抗日救国的豪情之中时，当时的中共领袖王明则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连续写了若干篇文章，一再的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请大家查阅中国大陆出版的《王明传》一书。
就这样，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又在中国南方的贫困乡村被中共发动起来了；一次次以“抗日”为旗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直至游行、示威、动乱和暴乱，遂在中共的种种阴谋策划下，此起彼伏在中国的各个大中城市里面。国难当头的中国，再一次遭遇了外患和内忧的可怕煎熬。
我们有许多朋友，都很不明白，中共何以能够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已经初步获得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发动武装叛乱和叛国，甚至能够篡立一个认宗苏联的国中之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利用了三个机会，一个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新、旧军阀叛乱，毛泽东所谓“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便参透了它的玄机。一个就是中东路战争和斯大林交给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再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由此可见，正是外患内忧，才为中共的武装造反带来了天赐良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瑞金，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其间整整五年，日后曾一再吹嘘自己领导了抗日的中共，何曾派过一兵一卒赴东北抗日，何曾派过一卒一兵赴上海抗战，他们的所有作为，竟是不断利用祖国遭遇侵略的大好时机，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号召共产革命，发动武装叛国，制造国家分裂，篡立国中之国，使得原来就陷于灾难的祖国，更加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更何况中共的武装造反，与历史上所有的武装造反所绝然不同的是，它是在一个外国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自己国家的颠覆和对自己民族的叛卖。
此后，虽然中共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在国民革命军的迭次围剿下，基本失败，但是，它却在另一个历史机遇之下，死灰复燃。而这个机会，不仅是由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造成，而且，它的先机，更是为中共策划的“西安事变”所制造，从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而中共却迎来了它借口抗日以图存和扩张的最好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