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看日本地震后台湾和大陆的女人，以共同语言称华人。以下先看三例：
一、嫁到日本，华妇弃两子逃回中国。
此消息来源《东森新闻网》上日本《产经新闻》3月26日的报道，“华妇”是对一名40多岁的中国大陆妇女的称呼，她与日本籍丈夫早已离婚，因抚养两名儿子而领取政府资助的每月20万日圆（19,100港元）居留在东京。3月18日在东京成田机场依照日本规定致电福祉事务所，声称父亲病危，要立即回国。
一个外籍离异多年的妇女要回故国本土，在来去自由的日本随时可以离去。多年来没有离去，可见呆在日本东京比中国大陆舒适，育儿只是原因之一。而今核辐射扩散，以“父亲病危”为理由突然弃子回国，显然是胆小逃命。所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谚语，被用来评价这件事。现代古代一个样？
这还只是东京纷纷“抛夫弃子”逃回原居地的若干华妇中的一个事例。据东日本84间福祉事务所在3•11大地震后，录得多达64宗同类案件。多名外籍妇女，都因为怕辐射而回国，大家的借口几乎一样，都是父亲在故乡病危，以华妇最多。这位华妇扔下的两个儿子，分别就读高二和初二，他们告诉福祉事务所职员说：“妈妈怕辐射，回到中国去了。”报道说，这个家庭的位置，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有150公里之远，受核辐射威胁的机会根本不大。害怕辐射的妈妈大部份妈妈带同孩子一起回国，也有人将孩子交托给朋友，独自返国。像该名华妇抛下儿子独自逃跑的，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妈妈”缺德因此事已被认定。
二、我是女孩子，日本地震后我选择留下。
此事例见Sina BBS的网文，是位中国大陆的女孩子的自述，意识完全清醒，感受到过地震波，知道核电站泄漏，国内亲友都劝她赶紧回去。但她选择留在东京。跟远离东京的亲友不同，她没觉得日本马上要沉没，电话中她说不清。她撰文说：东京的“生活一如往常”，她没有觉得有啥严重的灾害性威胁，“没人抢盐”。“每天各个时间段的核辐射量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很放心的。辐射可能会有，但是不至于造成健康危害。天皇和首相都住在东京，如果有什么事他们会通知大家撤离的。她多注意一下就好了。她说：选择留下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女孩子选择留下，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她在东京一家小便利店工作，每天进货次数和量都少了，货架上缺货处有道歉提示牌，客人都表示理解。东京的饮用水中检测到了超标的核污染物，她“已经不怎么喝自来水了”，买矿泉水喝，“小瓶的矿泉水不缺”。她居住的东京23区“暂时没有被划入轮流停电范围”，但是“电厂的事报出来之后的周日，各个商店就被要求尽量节电。”东京不缺“便当和饭团”，“在过期前的1到3个小时就不能再往出卖了”。东京各个便利店的店内终端机都可以直接向红十字学会捐款，不担心被诈骗。在日本，手机在地震后会有地震报告，超过5级的离我住地近的地方的地震，手机都会报。
地震当时，女孩感受到很大的余震。“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可慌的。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保护货物，该干嘛干嘛。店内的客人也没有很慌，还在购物。……我想国内肯定不会这样。”这个女孩子选择不离开地震的日本，是她认为：活在东京比国内安全。这是Sina BBS的网文所述，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但我倾向于相信。
三、日本震灾中心，台湾女人选择一起避难。
张金枝，嫁到日本的台湾华妇，从来到日本读书算起，在日本已经度过17个春秋。在南三陆镇她与丈夫和婆婆生活在一起。她在学校为儿童作辅导工作，她先生经营一个土地测量与房地产公司，她的家就在海边不远处。3月11日，张金枝到市区参加研修，家里只有婆婆一人。她说：“地震时刚好回家办事的我先生带着婆婆转移到离家3公里左右的公司。刚到那里就听到消防署有人呼叫赶紧逃，有海啸。我丈夫开车拉着我婆婆往高台走了。可是后面来不及逃跑的消防队员、年老体弱的人、还有救护这些年弱人的救援人员都丧生了。” 在海啸中，小镇1万7千人中，有1万人下落不明，她家没了，公司没了，家人都还在。
据美国之音报道：张金枝一家三口目前在一个小学校体育馆里避难。震灾过去两个多星期了，避难所断水断电，手机仍然不通。记者给她的手机打电话几次，直到她到学校清理东西，才接通电话。她说：晚上六点到九点的电视可以看，资讯非常缺乏，他们知道福岛核电站出现问题，但是不清楚对他们的地区有什么影响，吃水靠供给不用担心。在记者看来，早日摆脱避难生活更现实，她问张金枝：难道不想跟许多外国人一样选择暂时回故乡吗？张金枝说：“想回去，不可能。不能把先生、婆婆丢下自己跑。不敢提出来，也开不了口。要么全家回台湾，要么三个人一起避难。我的选择只有这个吧。”她打算暂时辞去自己的工作，首先安顿婆婆，帮助丈夫恢复业务。她往好处想，说：“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了。”
四、看日本震灾中的中华女人，看到了不同的文化。
这三个事例一一看来，那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看似惜命，实际上是已经不会思考了，震灾中惊惶失措之下，只剩下保命本能。也许有人会想：是日本男人太臭，让这个离婚的女人无所挂念。那早干嘛去了，为每月20万日圆居留在东京？张金枝也是人到中年的华妇，无孩子顾虑，她要逃离日本，理应比大陆女人利索。可她的选择却是留下：“不能把先生、婆婆丢下自己跑。”这说明，夫妻之间有重要的人间恩情，并非“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她也想回去，但中华文化传统让她留下：“要么全家回台湾，要么三个人一起避难。我的选择只有这个吧。”那位大陆母亲把自己就看作了带着两只小鸟的一只大鸟。这就是唯物、无神、进化三论合成的党文化带给她的自我判断。选择留下的女孩子，也受过这种教育，但毕竟80后的人洗脑症状较轻，会思考，还没失去人的分析评判能力。
在大陆“中国人”其实就是“党的人”，经常听人说“我党”，就是中国大陆人特有的说法。中国古代平民不会“我皇帝”挂在嘴上。1980年代，台湾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龙应台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显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可不知从哪年开始，台湾人对我们大陆人说“你们中国”、“我们台湾了”。这很让大陆人愤怒，但很多迹象表明：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确缺少了文化渊源上的联系，中华文化和党文化格格不入，相似主要是说汉语写汉字。
《让子弹飞》电影中，义士张麻子对恶霸黄四郎说：你的不存在对我最重要。黄四郎跟历届县长勾结横征暴敛，让人跪着挣钱并严重不公，张麻子企望站着挣钱和没有压榨。但黄四郎及其碉楼只要存在，这就是空想，所以黄四郎不能存在。
中华女人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让中共不存在，以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只要中共存在，就会永远在“新中国”的招牌下，用极权和洗脑让大陆没有文明的社会和国家，让我们在物质文明外壳下丢失了人性和人权、良心和良知。没有了中共，也就没有了极权专制和党文化的洗脑，我们就可以重建社会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