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夸我们浙江民运是一个优秀群体，也有人好奇地问：为什么在中共当局一再严厉打压下，浙江民主党不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仍能做到“打不垮、拖不烂”并继续向前发展？我有时回答人家：是因为我们内部“忠信勇敢、友爱宽容、廉洁自律”之团队正气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再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归纳，比较抽象，实际上很多人还是不解。一定要形象、生动地展开具体分析，因素很多，众说纷纭，在此我就以毛庆祥、胡晓玲夫妇的民运经历为例，谈谈中国民主党人的“铺路石”精神，籍以共勉。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出生，杭州市人，祖籍浙江诸暨。1968年，毛庆祥初中毕业，次年参军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年轻时的毛庆祥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独立思考精神促使他摆脱中共对人民的愚弄说教和宣传，开始探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与前途，多少看到了一些症结所在，做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准备。
1976年4月5日，借全国悼念周恩来去世反对毛泽东的“四五”活动，毛庆祥在当时杭州市政府附近的“民主墙”张贴了他的第一首诗作《何惧魔障再作孽》：
晴明祭灵甚悲切，烈士英魂永不灭；
总理遗容尚在前，顿起风云逆流急。
光明伟业奠基人，丰功伟绩永不灭；
如今健儿承遗志，何惧魔障再作孽。
该诗后被收录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四五诗选》第6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和不少经历人回忆录的公布，周恩来大奸若忠的两面人性逐渐被揭示，该诗作为当时一个追寻真理的青年如何也被蒙蔽之例子，毛庆祥先生每谈及此，就告诫大家了解真相的重要性。
因为参加“四五”运动遭到清算，从1976年6月底一直到10月中旬，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在水亭址的公安拘留所。突如其来的关押，并没有让毛庆祥先生屈服，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心灵的宁静中继续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那么多灾多难，老是“恶人当道”？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剖析，毛庆祥先生从中认识到当今中国之所以这样，是缺少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民主、自由和博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毛庆祥先生获平反，他由此认识了当时一同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聂敏之、朱虞夫、沈建民等人。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该运动中聚集了一大批“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因其“出自民间”并“宣扬民主”，故称之为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杭州的民主墙活动中，除了在公开场合演讲宣扬民主自由思想外，对排版和印刷有专门研究的毛庆祥，先后承担起多个民刊的印制工作，是民间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重要成员。最初，毛庆祥参与了聂敏之、叶航等人编辑的《四五》月刊；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又和王荣清等人编印《之江》；毛庆祥先生还担任了傅申奇先生主编的《华东民刊》、《责任》的编印工作，由傅申奇送来稿件，毛组织排版、校对与印刷后送交傅申奇组织发放，毛庆祥先生自己负责浙江范围的民刊散发工作。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连理，两人不仅感情深厚，还同样抱负着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强烈愿望。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绕全国各地跑了一圈，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其中以广州见到王希哲、刘国凯等人最为成功，还带回了《告各界（届）人民书》广为散发，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81）47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
毛庆祥第一次出狱后，当局“政保”为了分化瓦解民运，想做他的工作为其服务，虽遭到毛庆祥先生的严辞拒绝，但还是引来了一些同道人对他的误解和别有用心者对他的中伤。毛庆祥先生问心无愧、坦然以待，及时向其他同道人讲明原委，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误解和中伤不攻自破。
为养家糊口，毛庆祥先生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他“生财有道”。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1989年5、6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期间，毛庆祥在杭州的照相馆处于生意兴隆期间，他联系当时开羊毛衫厂的王荣清，两人购买了大量面包、矿泉水、可乐等，与其他杭州市民一起支持慰问正在武林广场集会、绝食抗议的学生。1998年6月初，他正在温州开舞厅，自己还兼交谊舞老师，生意尚可，王东海通知了毛庆祥有关王有才、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等人正在准备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事宜，毛庆祥毅然放下手头的生意回杭州，马上动员王荣清、朱虞夫、沈建民、聂敏之、戚惠民等人参与，使得七九民主墙运动、八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新生代知识分子骨干结合在一起，人才济济，为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在一再付出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还能累败累战、奋勇前进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98年9月由毛庆祥倡议并起名创办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党刊《在野党》，到次年9月共出版11期，王荣清担任主编，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王金波、朱虞夫、单称峰和我都曾先后参与过编印工作。《在野党》刊物作为浙江民主党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本身，通过宣传民主政治理念、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在当时浙江民众和全国民运圈有过比较大的影响。
王有才先生被捕后，毛庆祥积极投入到呼吁和营救活动中去，并总协调浙江民主党的日常事务。例如为要求释放王有才等，1998年7月23日，他联同王荣清申请游行，25日被公安正式驳回。8月6日，他再次联同王荣清、李锡安、吴闯及沈建民去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申请于8月12日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举行游行，由武林广场出发，经延安路及解放路至市政府前静坐。毛庆祥和祝正明、姚振宪、李国涛、吴义龙及王荣清原定在11月21日下午在杭州凯旋饭店举行由浙江、上海约20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协调会议，但警方为阻止这次会议而采取拘捕行动，在20日下午各会议参加人就分别被公安从家中带走，到次日下午5时许，众人才被放回家。同年12月15日，他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再次被抓，后获释。
在中国民主党浙江创党的初期，我由于家里购房尚欠债务，当时自己生意也不错，所以1998年5月下旬王有才、林辉到我家商谈组党事宜时，我告诉他们“我明白组党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巨大风险，如果自己坐牢而让家里孤妻幼女承受债主上门讨债，无论对于亲人还是对于信任我的债权人，情以何堪？我支持中国民主党，但我只能一般性参与或跟跟，等过一段时间我把债务还清后，才能为民主党冲锋陷阵”。由于我考虑问题比较保守，所以当年6月25日公开组党后，每当民主党内群情激昂之时，王有才常常把我叫到他家中当众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期间我就认识了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朱虞夫、单称峰、祝正明、戚惠民等人。所幸，浙江民主党里的创党人员都胸怀大度，不因我的经常反对而排斥我，反而都很愿意与我结交。
1999年2月19日，吴义龙打电话告诉我次日（即大年初五），民主党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当我坐公交到美政桥站下车后，正向附近店家打探复兴茶室在哪里，看到对面停下一辆的士，王东海、祝正明还有一位中年女士（事后经介绍才知道是代表北京民运来浙江了解民主党运作情况的朱锐女士），就由他们带我去了茶室。当时有50多人聚在一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人员很杂，也很热闹，由于大多数人不认识，我就只管自己喝茶、嗑瓜子。大家请主持人吴义龙致辞，突然间跑进几个壮汉把吴义龙叫了出去，吴片刻回来后说外面来了很多公安，他们要大家马上结束。众人不肯，有的说“我们聚会不违反任何法律，别理会公安的无理要求”，几人就大声唱起了歌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们是迟建伟、杨子、来金彪），音质慷慨浑厚，更加衬托了现场遽然紧张又不失悲壮的气氛；还有一人（也由此认识了萧利彬）说“公安不放心，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好了”，就带领大家跑出去拉公安，还把手里的糖果、瓜子往公安手里塞，弄得公安很尴尬。开始，公安很凶，尤其是一个叫陈新的政保，铁青着脸，要从茶室里出来的人一个个查身份证，我实在看不过去，过去大声质问他“你们凭啥想查就查？公民喝个茶也要带身份证不成？我就没带身份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听到吵闹过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一旁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一个干部模样年纪较大河南口音的政保（事后知道乃当时杭州公安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周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国保支队长）走过来对我说“陈树庆，你们聚也已经聚过了，现在好叫大家散了，以免惹出什么麻烦来”，他一眼就能认出我并叫上姓名，让我当时感到有点吃惊，我能理解公安“被绑架”干这见不得人的差使之难处，但担心散去后落单人员会遇到麻烦，就问他“我们散去后，你们好分头采取行动？”，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轻声保证说“放心好了”。当我知道吴义龙、朱虞夫等人已经护送外地来客（朱锐女士）安全走脱后，就开始说服大家相互照应结伴离开，自己殿后。发现毛庆祥一直就在我身边，并将我邀到了清泰门外莫邪塘西村5幢82-104室他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里。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散了后，公安并没有完全遵守诺言，将晚到而落单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关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送回原籍。也传有风声说当时民主党要开浙江的代表大会，所以警方才会如此兴师动众，真是神经过敏！
毛庆祥先生为了民主党的事殚精竭虑，身先同伴。例如1999年3月14日下午1时30分，杭州中国民主党40多名成员原定在东清茶室举行座谈会，商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问题。结果他和王荣清、朱虞夫及祝正明在上午被拘一直至晚上才获释。15日毛庆祥参加抗议中共当局迫害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百日绝食」行动，当日下午3时，不顾因饥饿而头昏眼花的他，坚持和王荣清、朱虞夫、李锡安及祝正明前往杭州公安局递交申请书，申请于3月18日下午至5时在湖滨公园举行集会。1999年6月1日，毛庆祥、我、池建伟和郑大中等人前往杭州市武林广场捐血，以爱心纪念十年前「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化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年轻大学生及市民。
毛庆祥先生待人诚恳热情、任劳任怨。各地到杭州联系民主党的民运同仁、老毛都热心接待。对协助或参与浙江民主党工作的住杭外地人员，认为需要找份活干干，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老毛会亲自帮助联系找工作、或做点小生意等解决谋生。例如当时王金波在杭州能够行长时间安顿下来一起编印《在野党》杂志及参与其他民主党活动，与老毛就有很大的关系。又如吴义龙因参加民主党组创而被浙江大学取消了学籍，停发了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而吴义龙民主理念坚定、思路清晰、才华横溢、吃苦耐劳，能否安顿下来，直接关系到浙江民主党的核心能力问题。吴义龙先生的两次搬家，从借人力力三轮车到搬运，老毛出力最多。王有才先生遭迫害后，朱虞夫家、王荣清家及一公园民主党人演讲的群众集会场所，当时都由老毛亲自带着我去认识和了解的。
虽然，毛庆祥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成员，还被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但他为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徐光一起去他家，他对我们坦言道“中国民主事业之希望，在于你们年轻人，有理想、有知识、敢担当，更能对人民和国家负起责任来，我们做你们的铺路石”，当时徐光说“我们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铺路石”，老毛接着说“是啊，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中国实现民主后，对领导人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或我们推举他们竞选国家、地方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我们每一个创党人员都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老毛的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
1999年6月19日，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到三堡看守所“监视居住”，9月15日被正式逮捕。在审讯过程中，他为了避免或减轻其他同志可能遭受的迫害，就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连审讯他的政保警察都说他“有点傻”。就这样，挽救了一些同志，尤其是掩护了约定担当二线负责人的王荣清先生，而毛庆祥自己则被当局重判。王荣清不负众望，在异常险恶、艰难的环境中，智深沉勇、坚守浙江民主党阵地，以《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为契机，率众冲出低谷，这是后话。同年11月9日，毛庆祥和朱虞夫、吴义龙、徐光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毛庆祥被判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毛庆祥被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
毛庆祥先生在服刑期间，曾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狱方说他不肯认罪，就是对抗，把他长时间关禁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整天只能躺在那里，看不见太阳。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狱方就以减刑为条件，诱使他签写认罪书，但被他拒绝。对此，毛庆祥先生在2007年9月14日刑满出狱后说“为了减刑要我承认自己无犯的罪，我宁愿坐牢”、“对过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感到无怨无悔，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亦不会改变”。
出狱后，毛庆祥先生为了浙江民主党的事务，继续操心，并且每当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丝毫不减临危不苟免的本色。现在，因为拆迁搬家到杭州下沙居住，离城里远，无论坐公交还是骑电瓶车都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回相加约费半天时间，但每隔两周一次的浙江民主党吴山茶会，他都能排除辖区公安的威胁利诱不怕麻烦定期参加，只要有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案子发生，他就到法庭外去进行抗议。尤其在2010年11月30日下午吴义龙、王荣清、毛庆祥、朱虞夫为伸张权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向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书，12月1日下午毛庆祥、吴义龙等人分别遭到杭州警方的传唤，还因为此事，莫邪塘社区解除了毛庆祥作为保安的工作。2011年3月中旬日本发生大地震与海啸灾难后，作为物业公司消防值班员，已经60岁的毛庆祥克服夜班巡查防范的辛苦、不顾白天“茉莉花开”期间警方对我民主党人的严控状态，挨家挨户在党内进行募捐活动，以表达我民主党人对日本人民受灾的慰问……。
如果我只说毛庆祥是中国民主事业勤勤恳恳的“铺路石”，那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老毛的爱妻胡晓玲女士也同样是一块毫不逊色的“铺路石”！
记得1999年初，复兴茶室聚会后我第一次到毛庆祥家，当时无论客厅还是阳台的披屋，聚满了杭州及外地来的朋友，老毛忙着和大家谈民主党的事，胡晓玲女士热情地给大家泡茶，还挽留大家吃晚饭，在杨子的帮助下一锅又一锅地分批给我们炒年糕。对于他们家生活的打扰，我当时觉得很难为情，但从女主人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悦。实际上在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头一年里，除了王有才家，当时老毛家就是浙江民主党人的聚会、接待和决策中心。王有才被捕期间和判刑后，老毛家的中心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女主人胡晓玲的贤惠、豁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9年6月，中共当局对各地公开的民主党骨干展开第二波大镇压后，包括毛庆祥在内的浙江民主党人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这时《在野党》杂志正准备编印第十期，缺乏人手，单称峰、聂敏之等人就动员我去帮忙，再说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还清债务尚有一些余钱，相信无论人力物力都可以去应付一阵子。在探望受难者家属并看看他们家中是否尚存抄家时未被公安搜走的材料可供《在野党》编辑之用时，让我感动的是，胡晓玲、王有才的爱人胡江霞、徐光的爱人黄霄航都要给我钱，我不肯收，她们说辞几乎惊人一致“如果编杂志有困难就告诉我，自己的生活再艰难也能省一省，想出办法来帮你把事情做好”。但遗憾的是，只编了两期就被公安侦破，把我关了四个多月禁闭，直到我答应不再编印《在野党》才放了我；更令人遗憾的是，老聂和小单告诉我，由于我到处称赞受难者家属的无私奉献事迹，当时有对党的工作敷衍了事而对“职位”与“经费”颇感兴趣之徒，冒充我的“指示”到胡晓玲家中索要编印《在野党》杂志子虚乌有的“经费”，还骗了500元钱去。当我事后到胡晓玲家中核实此事要去质问那乘人之危的无耻之徒时，晓玲嫂子极力劝阻我说“以后不再上当就可以了，现在困难时际人员本来就少，你去追查和质问会影响团结的”，胡晓玲女士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可见一斑，让我这七尺男儿也汗颜！所幸王荣清先生经短暂关押出来后对那几位进行了严肃批评，逐渐淡出或已有所收敛及改正，我就不再细述了。
丈夫毛庆祥的被捕，沉重的家庭负担再次全落到了胡晓玲一人身上，儿子尚幼还在就学，双方的父母都已年老体弱需要照顾，胡晓玲不仅扛住了，还积极组织家属对各自丈夫或亲人展开呼吁营救活动：为了防止政治案件秘密审判对受难亲人的巨大伤害，1999年9月27日，胡晓林联同吴义龙的女友单称峰、朱虞夫妻子姜杭莉和徐光的妻子黄霄航致函最高法院萧杨，强烈要求公开审理他们的亲人。2000年10月30日，胡晓玲再次联同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及徐光等５人的妻子或女友致信全国人大要求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
在数量众多的浙江民主党人遭政治迫害期间，对受害人的狱中关注、对家属的抚慰，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来自海内外各界的帮助是广泛和感人的，我们总是想利用各种机会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但就我们内部来说，无疑，胡晓玲女士付出的辛苦最多，作出的贡献也最大！
受难者在封闭的高墙之内，时时刻刻生活在严厉的压迫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哪位恶警或牢头狱霸，那么就有可能要吃足苦头了；如反抗，常常是遭受更加惨无人道的虐待，到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同期受迫害的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祝正明、徐光都有过深刻的感受。要减少或避免这种苦难，就需要有外面的关注，其中家属能经常去探望并了解到里面的情况就非常重要。在毛庆祥先生被判8年坐牢期间，胡晓玲不管风霜雨雪还是烈日当空，总是每个月能定期去探望并向外界及时通报老毛的情况，这为老毛以相对较小的抗争代价赢得一个政治犯应有的权利功不可没。好在祝正明也关在二监，吴义龙关在临近的四监，祝正明的母亲远在浙西南的江山市来探望非常不便，吴义龙实际上还是单身，安徽老家年迈的母亲及兄弟要远道来探望更是难得。所以每次晓玲嫂去看望老毛时，也总是一便去看望祝正明和吴义龙，要给他俩捎带一些生活用品，也会将打听到的祝、吴两人状况让外界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胡晓玲接受采访时说“每当我听到哪个民主党人被抓起来了，我的心就痛个不停。……外面的家属怎么办啊！”。在我浙江十多位民主党人坐牢期间，胡晓玲忙前忙后就像家中大姐对弟妹一样去帮助，对朱虞夫家属的照顾、聂敏之丧事的张罗、维护祝正明坐牢期间民事权益替祝正明母亲在杭州有关民事诉讼事务的操办等等，包括本文作者的爱人在内，哪一位受到照顾和抚慰的家属能不惦记着胡晓玲的好？我不妨例举亲身经历的其中一件，大约2002年夏天，北京赵昕在出差途中顺便到杭州第一次与我见面，由于当时赵昕自己经济状态还不佳，匆忙间也没有准备，就留足了回程路费把当时兜里能攒出的800元钱一定要塞给我，让我转交给坐牢同志的家属以表一点心意。我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就送到晓玲嫂子那里，由她定夺。她就安排四份，祝正明一份去看望老毛时她送去或寄给祝的母亲，其他三份让我分别送去或寄给徐光、单称峰、范子良的家属，自己坚决不收，她说“我现在帮老毛姐姐的茶庄洗刷、搞稿卫生有收入，应该把钱给更需要的家属”。总之，晓玲嫂和老毛一样，为了民主党不计较辛苦和付出，有任何名利好处的时候又总是考虑其他同志及家属而把自己置于度外。
但凡政治迫害案件，受害当事人固然经历苦难，但更为艰难的是外面的家属，面对失去亲情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家属对于亲人早日获释的心情往往比政治犯本身更为强烈与迫切。对于有过两次亲人坐牢离别的胡晓玲，这样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但胡晓玲都顽强地支撑了下去，为了维护丈夫的信仰和人格，当狱方以减刑直接诱惑老毛投降不成，就间接地做起了动员家属工作，曾“好心好意”要求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就能给毛庆祥减刑，同样也遭到了胡晓玲斩钉截铁的回绝“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中国民主党人善待自己的每一位战友，在不出卖党和其他同志或群众利益的前提下，为了减少损失和苦难，容许当事人面临或遭受迫害时作出自己的让步与妥协（包括“认罪”，因为在暴力胁迫下做出的任何“承诺”，不具备法律和道义上的效力。），并不鼓励坚持到底。但是，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俩的骨气，却赢得了所有民主党人的由衷钦佩。
晓玲嫂不仅坚强，也很勇敢，每次中共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时候，她总要想尽办法要去旁听。2007年7月10日，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和他的儿子朱卬“妨害公务”案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开庭，浙江民主党人士和维权人士到了近30人旁听并声援。宣判结束时，朱虞夫高喊“民主必胜，专制必败！”后面毛庆祥先生的夫人胡晓玲女士接着喊了声“民主万岁！”。2008年1月22日上午，浙江吕耿松案将开庭审理，毛庆祥、邹巍不顾警方恐吓，坚持前往参加吕耿松案，结果二人及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全部被警方扣留。也难怪乎，在浙江民运圈内，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谈论说：胡晓玲比毛庆祥还要民主党！
不妨用朱虞夫先生曾说过的话来总结我们浙江民主党人对胡晓玲女士的认识与尊重：“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象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1981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
在本文行将收尾时，我感觉到和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一样，我们浙江民主党人都是民主进程上的铺路石，以期把中国民主党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平台，欢迎并吸收每一位愿意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志士来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有越来越多的铺路石，何愁造福全体国民、惠及子孙后代的民主自由之路不成康庄大道！
最后特附毛庆祥、胡晓玲夫妇现住：杭州下沙学林街铭和苑新荷坊2幢3单元403室，电话15157103755，057186066384。
陈树庆
2011年4月6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