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和《新京报》披露了北京大学的会商制度。这种会商制度首先在元培学院试点，之后逐步在全校推广。
所谓会商制度，既不是举行会议讨论什么工作，也不是一起商量解决什么困难；而是由权力机构打着会商的旗号，对那些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腐败当局的学生，进行威胁、恫吓和所谓教育。
如果不按照权力机构的要求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继续探讨中国进步的道路，就会使自己陷入“一切皆有可能”的悲惨境地。这种“一切皆有可能”，只有六个字，但是却深不可测，令人不寒而栗。给一个处分背上黑锅，可能是最轻的一种；至于重的，开除、逮捕、送进精神病院，最后真的成为精神病患者，疯疯癫癫、半人半鬼，半生半死、生不如死。
为了使权力机构便于掌握控制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当局把学生划分为十类。这十类分子是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
这十类分子的排列看来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学业困难”，这是什么问题呢？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却排在了第一位。什么叫做“学业困难”？是因为不努力、智商低，还是体质差？
排在第二位的是“思想偏激”，这才是十类分子中真正需要整治的。为了蒙人耳目，故意把难以解决的“学业困难”排在了第一位，掩盖了真正的目的，是整治“思想偏激”。
回想我在中国45年的生活，从小到大一直都戴着“思想偏激”的帽子。所谓“思想偏激”，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共产党的党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社会和单位领导违反党章、违反宪法等现象进行分析和批评。当然后来觉悟了，是按照普世通行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人类共同价值，希望中国融入世界民族之林，进入自由、民主行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严控十类分子的会商制度首先在元培学院试点。“元培”是谁呢？就是指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这就叫做针对性强，就是要废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又要以“蔡元培”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学院呢？
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和“抓活思想”，这种对于十类分子进行会商的制度，真的使人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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