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已开始做准备工作。当初大陆历史学者的研究方向偏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对于民国史的研究较为缺乏，其因近现代史的研究，牵涉到许多现存的人、事、物，这些如不能获得合理的安排，易遭诽议。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中国大陆上，想对中国近代或现代史做一客观的分析和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中共当局有鉴于此，乃发起一个名为厚今薄古的运动，要求大陆史学工作者不要把三代当成象牙之塔，不要“为三代而三代”、“为历史而历史”、“为崇古而崇古”、“为考古而考古”。
要求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历史，同时要少研究古代史，多研究近代史，把研究古代史的成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服务，为社会主义的跃进服务。当初中共曾拟订的方针有六条：
一、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转向唯物史观；
二、从个人单干逐步转向集体研究；
三、从名山事业逐步转向为“为人民服务”；
四、从贵古贱今逐步转向为注重近代；
五、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转向到注重少数民族；
六、从欧美中心逐步转向为注重亚洲历史。（注一）
这六条方针是由当时的历史研究者郭沫若，于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史学会”在北平举行成立大会时提出的。推行的结果不理想，才迫使中共发动“厚今薄古”的运动。
到了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底，中共“中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在北平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现代史”讲义的编写问题和现代历史资料如何作调查、收集、整理的问题。这次会议有些讨论和决定如下：
第一、会中讨论和采用了中共科学院编写“中国历史”所订的七条指导思想的草稿。内容是应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描绘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描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描绘各族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描绘国家、政权、法律的发展过程；描绘哲学、科学、宗教、文艺等思想斗争的发展趋势；应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应和一切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同时，有人建议“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编写中国现代史和在历史系同时开设“党史”或毛泽东著作的课程。
第二、讨论到如何从理解“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出发，进一步考虑如何在现代史中贯串“一条红线”的问题。这里所谓“红线”指的是“党在各个时期的领导、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威力，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等等。
第三、会议中决定对现代史中历史人物的处理原则：其一、必须从分析当时的具体事实中，叙述人物活动的曲折过程。其二、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要求，历史主义地评断人物的功罪。其三、对第三党、中间路线的处理问题，必须依照三个原则：在现代史中的特定阶级，出现过一些中间党派，这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应依据客观事实予以论述；承认中间党派出现的史实，不等于肯定中间道路，对中间道路的纲领、思想应予以彻底的批判；中间道路走不通，必然向两极分化，是客观的规律，要争取中间派。（注二）
第四、他们讨论如何对待蒋中正先生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问题，亦即要把他看作敌人还是朋友？讨论后的意见是：
蒋介石集团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升级的变化，迫使它抗日，因而我们把它当作朋友看待；然而又由于它的两面态度，我们把它的抗日方面作为朋友，把它的反共投降方面作为敌人，而是争取联合它作为对付共同敌人的朋友，不过又须牢记这是个‘同床异梦’的朋友。因此，必须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地回答是敌是友，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注三）
以上这些讨论和决定乃成为中共编撰“中华民国史”的方针。它从理论到实际为中共编撰“中国现代史”定了基调。从中共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编写的中国现代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迄今的“中华民国史”、“民国人物传”等一系列的出版品，就其内容，可知其动机如下：
第一、它企图透过编写出版“中华民国史”来夸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而为邓小平完成所谓在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的“统一台湾”作政治服务。
第二、中共企图透过对史实的扭曲，把它的政权推上历史的“正统”。（注四）
第三、采用中国人历来纂修“断代史”的惯例心态，企图通过修史的手法，来暗示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
第四、突出共产党在民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与否来评价民国的历史人物，歪曲历史，为中共制造不实的假像。（注五）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注一：郭沫若，“关于厚古薄今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一九五八年出版），页一一二。
注二：安文，“对于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初步分析”，‘共党问题研究’第五卷第七期，（民国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七月十五日出版），页一～～九。
注三：孙思白，“‘中国现代史’讲义编写工作和现代历史资料整理工作讨论会情况介绍”，‘新建设’一月号（一九五九年出版），页六四～～六五。
注四：吴安家，“中共编纂‘中华民国史’的理论和经过”，‘中共史学新探’（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九月初版），页一五一～一六三。
注五：孙思白，“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页一三六～一四○。从他的文章中，更可知中共仍无法跳出马列毛的框框来编写民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