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党因为自身的恐惧，要制造出更多的恐惧，窒息人们的想象力。
叶琳娜·波纳，苏联杰出的人权活动家，曾回忆斯大林时代的一段往事。她父母的一位共同朋友被捕了，母亲拒绝相信所谓的罪行，父亲则「用奇怪的、恳请的语气说，我又怎么能不相信？」是啊，党是一切的仲裁者，它设定历史规律、决定是非、定义美丑，占有你的生命与灵魂，难道它不能判定你有罪吗？
二零一一年的中国与一九三零年代的苏联都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心，都被认定是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们的辉煌也都是建立在粗暴的践踏个人权利之上的。当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与威吓力早不能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更与毛泽东时代相去甚远。叶琳娜·波纳的父亲只能做出这无奈、自嘲式的叹息，而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则会说「上断头台也支持他」，所有听过艾未未的名字的人都不会相信中国政府「经济犯罪」的指控。
没人再相信党，但党仍决定一切，它似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它的发言人先是对外国记者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但记者质询艾未未的被捕时，它的发言人又说，这是依法调查，外人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它关押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解雇自由派编辑，拘捕网络活跃分子，而现在是艾未未，一位闻名世界的艺术家，一位共产党第一代革命者的后人。二十多年前，小说家王朔曾希望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话语来结束意识形态语言，但现在党的发言人则直接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是的，它似乎什么也不怕，管你来自美国、欧洲的批评，你能奈我何。它又觉得四面楚歌，维稳经费已超过了军费，再没比这反映出这个政权的特质——它防卫自己的人民有甚于外部敌人。一位村长的意外死亡、大学生的一点点独立思想、一位艺术家的直言不讳，都让它颤栗不已、过度反应。
因为自身的恐惧，它要制造出更多的恐惧。恐惧可以消除人们的思考，打破他们的联结，窒息他们的想象力，当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原子时，即使遭遇再大的压迫与苦难，也只能默默承受。
「我们觉得特别无力」，在谈起艾未未时，一位二十八岁湖南青年对我说。我明白他的意思，你看，即使你是艾青的儿子，你在年轻人享有教主式的影响力，你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西方的政治人物为你呼吁，但你仍可能被随时抓起来。而如果你是个普通人呢，你看到社会不公，你心中残存理想，但你所有的美好愿望可能在县城里的派出所就被摧毁了，没人知道你的悲惨遭遇。
谎言与暴力，一直是极权体制的两个主要支柱。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力量都在生长。一套新的谎言系统正在形成，它以民族主义、东方复兴、中国模式的名义出现，它在对外事务上颇为有效，却无法应对国内问题，暴力则更频繁的出场。一九九二年后的中国曾变成某种「天鹅绒监狱」，全球化、市场改革、市民空间都是柔软的天鹅绒。但现在，冷冰冰的钢铁栏杆再度显露出来了。
比起这个钢铁栏杆，我们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脆弱，恐惧则不由自主的钻入我们的内心。这种恐惧有时还以纵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整个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消费浪潮、年轻一代对于时髦之物的迷恋，都像是另一种逃避，我们假装这个压迫的体制不存在。这恐惧代代相传，还追随着你到世界各地。一年前，我在伦敦的 Waterloo 车站听到一对中国年轻恋人的对话，他们二十岁出头，一看就是这里的留学生。当男孩子谈起他在网上看到天安门事件，女孩子突然压低声音对他说：「你小点声，不怕将来回不了国了。」当王丹前往剑桥演讲时，很多中国学生不愿意坐在前排，担心被人记下来，对将来回国不利。要知道，他们还是相对富有好奇心的一群人。
我不知道如何清除这恐惧，因为它也伴随着我。它与历史、与教育、与中国社会弥漫的气氛都息息相关。但历史总是出人意料，它在无能与绝望之时，经常迸发意外的希望。
埃及的变化带来希望
在被捕前不久，艾未未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采访时说，他对于这个政权已然绝望，他劝年轻人学好英语，移民国外。相似的建议也曾发生在二零零七年的开罗，埃及最著名的电影导演Youssef Chahine也是对一名英国记者说：「过去，我劝年轻人，不要移民，我们需要你，这个国家很美丽，现在，我对他们说，快走吧，这里腐烂了，你留在这里，也会腐烂的。」
模拟常常不准确，但埃及的变化，的确暗示历史的意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