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7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25年前,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发并引发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当时,放射性物质如雨点般砸向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地区。灾难发生后,政府派遣大量消防员、士兵、矿工、建筑工人和志愿者前往核电站,与核电站工作人员一起清理核污染。
前苏联政府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人员称之为“清算者”。几年前,一些幸存的“清算者”用绝食抗议获得的疾患补偿金过低。很多人表示自己饱受慢性头疼、心脏问题、高血压以及其他健康问题折磨。
薄薄的“铅盾”
前苏联政府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人员称之为“清算者”,他们负责消除核事故产生的可怕后果。在清理工作开展之初,政府便意识到事故造成的危害无法清除,只能采取措施抑制。在清理工作达到高峰时,估计有60万工作人员参与抢险工作,有的负责建造核废料储藏设施和水过滤系统,有的负责建造“石棺”,封盖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有的则负责建造定居点和城镇,用于安置核电站工人和撤离人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表示,在最初参与清理工作的救援人员中,有大约35万名“清算者”受到的核辐射剂量达到100毫西弗,相当于进行大约1000次胸部X光检查,是核设施工作人员允许承受的最大辐射剂量的5倍左右。
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清算者”只能使用简易的“防护盾”,进入高度污染区域展开救援。一些工作人员——例如照片中的工作人员——将厚度只有2到 4毫米的铅片披在棉制工作服上。当局表示共有28名工作人员死于急性放射性疾病,106名“清算者”在接受治疗后幸存下来。幸存者遭受的健康影响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倡导组织“切尔诺贝利联盟”表示,20万幸存的“清算者”中有9万人出现长期健康问题。
在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之后,一些“清算者”倡导组织表示,“福岛50死士”(参与救援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一数字)面临的危险工作环境重新唤起人们对“清算者”的关注。“切尔诺贝利联盟”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格里施恩说:“感谢福岛,我们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来临前夕,莫斯科举行纪念活动,纪念勇敢的“清算者”。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屋顶清理碎片的救援人员受到的辐射剂量最高。爆炸发生后,核电站被严重污染的石墨碎片覆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设计上使用石墨而不是水,冷却反应堆和延缓核裂变反应。
最初,当局使用机器人清理危险碎片,但短短几天之后,高强度辐射便破坏了机器人的电路,清理工作不得不靠救援人员的双手完成。当时,被称之为“生物机器人”的救援人员被派往屋顶执行清理任务。他们只能在屋顶停留几分钟,清除几铲受污染的碎片,而后换班,由新一组“生物机器人”代替。
救援人员回忆说,由于辐射水平太高,他们的眼睛刺痛,嘴里满是铅味。这幅照片由伊戈尔·克斯廷在3号反应堆的屋顶拍摄,当时的克斯廷是苏联新闻社的记者,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切尔诺贝利灾难摄影师。他表示照片底部的白色条纹由下方辐射水平过高所致。克斯廷早期拍摄的一些事故现场照片已经无法修复。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一架直升机低空飞过残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方,机上救援人员正在测量辐射水平。当时,直升机上共有4名核辐射专家。核事故发生后,类似这样的空中测量每天进行5次。他们负责测量反应堆不同部位的辐射水平,辐射水平会因天气和风等因素发生变化。政府根据测量人员的报告,为负责进行清理工作的“清算者”制定救援计划。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照片在反应堆爆炸后5个月拍摄,一组“清算者”站成一排,准备前往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电站屋顶执行清理工作。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来临前夕,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当年的核事故“清算者”颁发勋章。根据媒体报道,参加莫斯科纪念活动的“清算者”很难掩盖核辐射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和折磨。 “清算者” 弗拉基米尔·康德拉霍夫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初还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现在的我每月收入只有可怜的2.3万卢布(约合 825美元)。”最初,救援人员也曾获得不错的医疗福利,但福利待遇后来遭到削减。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癌症和死亡率研究发现辐射暴露与“清算者”较高的癌症发病率或死亡率有关,但“清算者”出现创伤后压力障碍的原因仍是一个未知数。借助于一项被称之为“FISH”(荧光原位杂交的英文缩写)的技术,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对“清算者”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这项技术由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研发,通过探测相互易位数量或者淋巴细胞中以错误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染色体片段,测量染色体破坏程度。评估结果显示,切尔诺贝利“清算者”受到的辐射相当于衰老10年或者长期吸烟造成的危害。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指出,辐射暴露影响救援人员的健康状况,但确定个体面临的健康风险成为一种不可能。救援人员的辐射暴露因所从事的任务不同存在差异,吸烟、喝酒和饮食习惯也进一步挫败将患病追溯到核事故救援的努力。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一名戴着防毒面具,身穿防护服的“清算者”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的婴儿是在进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清理工作时发现的。当时,这名救援人员正在塔特森基村(Tatsenki)测量辐射水平,在一座废弃的房屋内,他发现了这名婴儿。 塔特森基村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半径19英里(约合30公里)的隔离区,现在仍是一个“弃村”。1986年春季和夏季,共有大约11.6万人被迫撤离,随后几年,又有22万人重新安置。爆炸发生后几天,核电站附近居民才得知发生灾难。直到欧洲核电站的辐射探测器发现辐射信号之后,全世界才知道乌克兰北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一名坐在直升机内的“清算者”陷入沉思。这架直升机正飞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冷却池,执行任务。“清算者”右侧的门装有铅板以防止遭到辐射。核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年,很多“清算者”患上与辐射有关的白内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这些救援人员进行的研究发现,导致白内障的辐射剂量远远低于此前的预计。 除了参与救援的“清算者”外,同样深受核事故影响的还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在不知情情况下摄入含有高水平放射性碘的牛奶,沦为核事故的牺牲品。截至2005年,他们中有超过6000人患上甲状腺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召集的国际科学家小组表示,最终将有4000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的辐射暴露。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这一数字提出质疑,认为可能的死亡人数将接近10万。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清算者”按命令在255英尺(约合78米)高的烟囱顶部插上红旗。插红旗标志着3号反应堆的清理工作结束。最初,救援人员尝试使用直升机进行清理,但两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通过螺旋梯爬到顶部,亲自清理,尽管面临极其危险的核辐射。 当时负责插红旗的共有3个人,分别是核辐射专家亚历山大· 尤特切科、瓦莱里·斯塔罗多莫夫以及中校亚历山大·索特尼科夫,3人分别带着旗杆、红旗和无线电来到烟囱顶部。完成任务后,他们获得一瓶百事可乐和一天的假期以示奖励。在1986年的苏联,百事可乐是一种奢侈品。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9个月,一名“清算者”在莫斯科一所专门治疗辐射受害者的医院接受医生检查。几项国际研究发现,救援人员以及其他遭到辐射的人出现的焦虑症状程度是普通人的两倍。此外,他们更可能出现多种无法解释的症状,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几年前,一些幸存的“清算者”用绝食抗议获得的疾患补偿金过低。很多人表示自己饱受慢性头疼、心脏问题、高血压以及其他健康问题折磨。 图片来源:Igor Kostin, Sygma/Corbis
2002年,切尔诺贝利“清算者”的家人拿着逝去亲人的照片参加集会。切尔诺贝利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爆炸发生后冲进火场“拯救世界”的消防员。灾难过去多年之后,政府承诺的救援人员福利待遇却因为通货膨胀和节省开支遭到削减。 联合国的4个机构建立了国际切尔诺贝利研究与信息网络(ICRIN),帮助受核事故影响最严重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社区更好地了解相关信息。ICRIN的目标是让这些社区了解有关灾难后果的科学信息,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同时帮助这些社区在10年时间里回到正常状态。 图片来源:Gleb Garanich, Reuters
原标题:追忆25年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