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作者:颜昌海 发表:2011-05-0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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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人们,“落后是要挨打的”。

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但是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却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世界经合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提出了一组数据: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20年(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12国的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居世界第一。

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讧而闹出“和珅案”,成为“盛世”实相的两面。

《世界经济千年史》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

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的挨打。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大陆官方教科书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相当程度的损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日本。

19 世纪末,日本推行“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一时期,中国推行“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的干预和压制,变法(即“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洋务运动”。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一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随后发生的 “甲午海战”中,相对强大的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致全军覆没。船坚炮利(硬件)何益?只要制度与人心(软件) 未改,表面上的富强,不过是贫弱的面具。

中国民众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一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烟。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官场的腐败,在于政府的昏庸。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内部:毛泽东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国之倒退与落后,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即便今日,大陆官方依靠外资和外贸,打造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丝毫未改。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犹如“龟兔赛跑”,继续保持落后姿态。

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但始终没有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悲情的中华民族,仿佛与自由无缘,而只能与奴役为伴。民众起义,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当每一波动荡归于平静,专制与独裁,便以新的面孔复位。王朝兴起,王朝腐败,王朝没落,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中国反复上演。当今中国的权贵专制,更是将这一剧情推向极致。

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头目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于制度改造,只是热衷于江山轮坐;极权与专制,由此重复,周而复始。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结,强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国家挣不掉人治的阴影。于是,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各种势力殊死争斗,无休无止。思想与文化的禁锢,历朝相似,由此也禁锢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日趋保守和萎靡。

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两度文化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宏论;民国初年,言论自由,气象万新。集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大多诞生于这两个时期。发人深省的是,前一时期,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后一时期,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初生之时。这种现象,对臣服专制而不自觉或盲目信奉 “绝不”的人们,岂非当头棒喝。

说到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人们不妨将目光回到100多年前。

1909 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 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 “足疾”开缺回籍,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将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 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其实,陈璧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在野者却无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保皇党、革命党,抓住政府的腐败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认为,“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同样,所谓的“反腐败”,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 的斗争手腕,骨子里崇尚的还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

100年过去了,如果人们将目光回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就会发现,当权者和国民,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少进步,离世界先进文明,何止是100年的差距!每念及此,不由人背脊生寒。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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