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上午9时，南京政府的李宗仁代总统拒绝签署北平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于是毛朱联名命令解放军“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发布之时，渡江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国军的江防阵地，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22日凌晨，国军江阴要塞被占领，解放军正式突进苏南，而同日，南京政府迁都广州。
此时，那些鳞次栉比的江南小镇依然波澜不惊，22年来，百姓似乎已经习惯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每家照例紧锁大门却半掩窗扉，躲在灯火昏暗的屋内偷偷看着一列列陌生的军队在眼前溃败或追击。但是母亲家却没那么幸运安逸，她家是我们小镇上唯一的染坊，前店后坊，有着宽敞的工棚正好可供部队驻扎，于是4月底5月初，溃败的国军和追击的解放军分别敲响了她的家门。
母亲那时刚满6周岁，正好是在土地庙隔壁的国小用吴语官话（文读）朗诵“一只青蛙四条腿，两只眼睛一张嘴，扑通一声跳下水”的年纪，多年以后，她对于很多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于是那些仲夏夜的乘凉时节，童年的我就问起了她那个旗帜变幻年代的种种记忆。父亲的表述总是比较模糊，比如对于日占时期，住在祖母娘家的他只记得常有“割掉耳朵的马匹在街道上狂奔”这种兵荒马乱的惊恐，而母亲则要细致得多，她说解放军来了以后，也常有军马失控呼啸而过，并且惊险的是，当时二舅只有两岁，在蹒跚走到街心时突然有马群扑面而来，街边的外婆以为惨剧已经发生，不料“马是通人性的，它们竟然都跳过了你二舅，一蓬灰尘过后，他还戆兮兮地站在原地吃糖呢”。
母亲记得，日军来的时候传说他们要找“花姑娘”，于是年轻的外婆在不得不外出的时候，都用香灰涂黑了脸，“其实后来发现没有必要，日本人非常讲纪律，基本上没有打扰百姓，而且一来就枪毙了一个民愤很大的流氓，镇上人马上就服帖哉”。不料11年以后，这种情况再度出演，这次“触霉头”的是徐家饭店的老板。“徐老板的爹爹是镇里帮会的老大，1949年刚刚死忒，解放军就来哉，说老子混帮会儿子也不是好东西，就镇压了徐老板，其实徐老板那时才廿几岁的小官人，刚刚结婚几年，有了3个孩子，夫妻长得都蛮好看，也是好人，从没有管过帮会里的事体，就开了爿饭店；徐老板被枪毙以后，饭店充公，他屋里的房子也做了派出所……还好徐师母身体蛮好，也没再嫁，算是将3个孩子拉扯大了。”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个“民愤很大的流氓”的女儿是母亲的同事，一个温婉和善的阿姨，而“徐老板”的长孙竟然是我的高中同桌，每个傍晚我们都在他家一边做功课，一边吃着他祖母、也就是“徐师母”亲手烹饪的糕团，老人家脸上已经细纹密布，却还是美丽依然。时局如棋、世事如烟，我们经历的恩怨情仇也会被后人如此付诸笑谈吧？
母亲的乘凉故事会偶尔也会涉及“三年自然灾害”，她的最爱的祖父正于此时乏食饿死。不过她很少提及伤心事，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当时的一个笑话：“那辰光电影厂在西面的山脚下拍打仗片子，共产党打国民党那种，有个场景，是国民党举着军旗在行军。正好种田的几个乡下人看见了，以为国民党真的回来哉，就奔到街上来讲，说今后总算可以不饿肚皮哉，还想敲锣打鼓组织亲眷去迎接……”故事到这里总是适时地戛然而止，令我牵肠挂肚，老是想象那些淳朴的农人后来失望的表情，以及他们鲁莽的行为日后是否受到严厉清算。
当然，母亲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1949年4月底国共两军在她家的轮流驻营。“当时你外公在外地上班回不来，外婆吓得抱着你舅舅姨妈早早睡了，我却很好奇，从门背后偷看那些当兵的”。母亲说的是国军，他们看到门背后的小女孩就叫她出来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忘记了，无非是饼干什么的，不稀奇，当时你外婆天天给我们吃美国奶粉的。不过他们唱歌真好听……”母亲说，那些国军有男有女，一进门就在房间中央燃起了篝火，然后围着烧水、洗脚、抽烟、唱歌，“他们还教我唱，一点都不像打败仗要逃走的样子，现在想来，就像夏令营里一群快乐的大学生”。后来母亲就在歌声中睡着了，醒来时“大学生”们早就离开了，只留下一条盖在她身上的线毯和满地的杂物。“屋里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篝火的灰烬、还有烟头纸屑，你外婆打扫了一上午，也骂了一上午的国民党”。
没过几天，解放军尾随而至。“当时陈毅住在上塘街，而我们屋里住的是普通的小兵”。外婆依然早早睡了，而母亲还是偷偷的在门后打量着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他们没有理睬我，也不互相交谈，总之一个个面孔都蛮严肃的，一幅幅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母亲悻悻然地睡觉去了，翌日清晨，解放军都已经向上海开拔，“临走的时候将屋里屋外和院子里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还挑满了水”。
当时童年的我光顾听故事了，没有问母亲“你是喜欢国军还是共军”？现在又是30年了，母亲也老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却已经成竹在胸，还是留着去回答将要听我讲故事的儿子吧。
（按:比较之下，国军的行为显露出的自然人性流露，而中共军队的行为该说是纪律严，还是已被训练成一部机器、一群被控制的机器人为了政治做样版呢，就留给后人评论去吧。）
